莎士比亚戏剧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莎士比亚戏剧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沈卫红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英语教研室摘要：当代屮国正经历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口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凝聚中国力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莎士比亚作品被看作是西方经典的代表，尽管时代变迁，但其丰富的道徳内涵和强大的道徳力量，其“以人为木，崇尚真善美”的道德伦理体系，对于我们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徳建设;作者简介：沈卫红(1966-)，女，安徽巢湖人，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英语教研室副教授，硕上，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英语教学研究。收稿日期:2017-07-10基金：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7A0981)Received：2017-07-10伦理学批评代表人物韦恩•布斯认为，“一切叙事性作品都具'道德教诲'的意义”nio反映生活木质和人民向上向善的道德追求，是一切严肃艺术家的使命;读者阅读作品要准确理解作品所呈现的价值观，从而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一生创作了37部戏剧，分为历史剧、悲剧、喜剧、悲喜剧和传奇剧。莎士比亚高举人文主义旗帜，打破封建主义和神本主义的禁锢和束缚。他的历史剧，再现了英国历史的分分合合，揭示不列颠民族从诸侯割据走向中央集权、走向民族统一的必然趋势;在历史曲折演变过程中，他塑造了大量正反君主形象，借以表达他对开明君主的歌颂，对残暴、反动君主的鞭挞。他的喜剧和诗歌，热情讴歌青春和爱情，热情讴歌青年男女不顾封建羁绊和传统束缚，为自由、友谊、爱情、婚姻和人生幸福而进行的不懈抗争。他的悲剧和悲喜剧，披露个人主义的极端性、残酷性和罪恶性。他的传奇剧，神话般地描绘人间的悲欢离合，以博爱、宽恕和仁慈精神，描绘了一个个理想的社会图景，生动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氏1。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期，一方面，经济改革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日益成为一些人的信条，罪恶与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道德沦丧、价值错位、信仰缺少等现彖空前严重。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止、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根植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继承和发展屮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保证其先进性、包容性和时代性。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事实表明，莎士比亚的伟大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巨大价值，可以作为改造旧世界，改造人的锐利武器。莎士比亚认为艺术是作品的外在形态和躯壳，道德才是作品的本质和灵魂。“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來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的演变发展的模型。”莎士比亚作品涉及到的道徳伦理问题从国家到社会，从家庭到个人，从现实到理想，儿乎囊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向上、向善的道德主线始终贯穿其中。他塑造了七百多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一切真善美的行为和理想人物的仁慈、谦恭、公平、正直、坚毅、勇敢、智慧、镇定、诚信、慷慨、节俭、宽容等美德进行了热情的赞美;对剥削阶级的罪恶和反面人物的凶残、骄奢、贪婪、欺诈、虚伪、冷酷、纵欲、疯狂、权钱至上等假恶丑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拥有巨大的道徳力量和永存的精神营养。莎士比亚“不屈于一个时代而屈于所有的世纪”，其“以人为本，崇尚真善美”的道德伦理体系理应是我们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财富［3］。1顺应时代潮流，呼唤强国富民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社会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文主义思想也广为传播。1588年，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民众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英国成为世人瞩目的强国。但在安定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潜在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并变得尖锐起来。首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图摆脱专断的王室，反对封建势力;其次，资本的原始积累使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劳动人民的生活日趋艰难，不断发动起义和骚乱。强盛的伊丽莎白时代之后的詹姆斯一世对外依靠国外封建势力，对内在政治和经济上独断专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英国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处在这一吋期的莎士比亚，欲以史鉴今，推动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创作了11部历史剧。爱国主义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题。“拿整个王国当做舞台，叫帝王们充任演员，让君王们瞪眼瞧着那伟大的场景。”（《亨利五世》）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英国三百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展示了君主政体从产生时的必然与合理到衰亡时的腐朽与反动。莎士比亚强烈关注现实社会，他要让人们从历史的纷纭变更屮，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中世纪，教皇和教会阶层所代表的神权阶层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极力攫取世俗利益。上至国王、贵族下到平民都成为神权的仆从，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尊严和作为。罗马教皇干预欧洲各国事务，严重妨碍了国家独立，人民的正常生活 也受到极大的破坏。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向神权阶层夺取独立王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历史剧《约翰王》就呈现出向传统神权挑战的斗士形象。“英格兰人的嘴里有这样一句话:不让一个意大利教士，在我们的领土之内抽捐取税。在上帝的监临之下，我是最高的元首，凭借主宰一切的上帝所给予我的权利，无须哪个罗马教皇的协助！”随着神权的瓦解，王权逐渐走上权利的巅峰，这是人的历史主体性力量的确证。王权的获得和维护要靠人自身的胆识、谋略和才干，巨人风采的国王们不断成长为”人间的上帝”。但王冠也成为利益追逐和权利争斗的目标。为争夺王位，王公贵族相互间激烈拼搏，血腥残杀，亨利四世从理查二世非法篡夺王位，至此导致了英国两大显贵皇族旷日持久的“玫瑰战争”，其他贵族势力也被权势和私利所浸透，屯兵一方，对新建立的王位虎视眈眈。封建贵族的相互倾轧，好权好战，造成社会动乱不已，中央集权得不到巩固，严重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国王享有最高权利，同时也担负神圣责任。君主的善恶、道德取向和治国理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安康。封建势力的争权夺利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和私利性，暴露出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人性的邪恶。英明君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中刻画了多位君主的形象。天真善良、懦弱无能是不配当君王的；暴虐成性、倒行逆施也会众叛亲离，自取灭亡。亨利五世是一个理想的君主。他最为令人赞赏的是，他具有政治家的雄心、谋略和才干，且都用在了富国强民的作为上。2提倡以人为本，追求自由幸福封建统治阶级和腐朽教会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阶级统治，用等级制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禁锢人们的思想，抑制人们的追求。亲情、爱情、友情是人类关系中最基木的关系，也是人类情感的基木需要。在喜剧《爱的徒劳》中莎翁向禁欲主义发出了爱的宣言:陈腐的戒条，不能违抗生命的意志，不能阻挡年轻人的热情;在悲喜剧《终成眷属》屮，贞操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搁置过久就会生虫霉烂的东西，真是骇世惊俗，深刻揭露了封建观念的虚妄与欺骗，鼓舞人们正视人性，享受自然情欲带来的现世快乐。年轻人追求自由爱情却受到专制冷酷的父权的阻扰。中世纪的英国，婚姻基木上是男女双方家庭精心安排的，以财产作为交易形式来完成，个人的感情和意愿几乎不被考虑。文艺复兴时期，人追求自身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尤其是年轻人向往爱情至上的价值理念H益强烈，与父权威严进行殊死抗争，不惜背叛家庭，离家岀走。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莎翁借范顿之口为安•培琪和范顿的私奔进行了大胆的辩解，认为安•培琪犯的过失是神圣的，虽然欺骗了家长，但强迫婚姻会给当事人造成长期的不幸和痛苦。这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自由恋爱开了绿灯，对所有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予了充分肯定。中世纪的婚姻不仅受到神权、王权、父权等专制意识的挟制，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也使贵族和平民的爱情难以实现。《终成眷属》女主人公海丽娜是伯爵家的 女仆，她爱上了伯爵勃特拉姆。但门第的悬殊不可逾越。仁慈的伯爵母亲责备海丽娜的等级身份意识，睿智的国王批评勃特拉姆的虚荣与傲慢，反复重申自由平等的人本主义思想，指出人的尊严和价值要靠自己去修行，而不是讲究门第，倚持家门。海丽娜最终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美德成就了爱情理想，勃特拉姆不得不对这位“新贵族”俯首称臣。这种体现人类尊重自我、挑战命运的主体性精神和进取美德，反映岀人文主义者的蓬勃朝气，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推动历史豪迈向前。“显然从十三世纪起，在欧洲各国己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或称'罗曼蒂克革命'。参与这场革命的年轻人，他们更注重内在感情而不是外在条件，诸如财产或父辈的希望。而这种感情生活成为一种潮流，并向旧有的婚姻形式提出挑战时，它就蕴含着一种转变，即以集团、宗教、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向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转变”£41o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屮，极力歌颂真善美，肯定人的尊严、力量和价值，尤其是青年人对爱情和友情的美好向往和执着追求，他们创造和享受生活的美好。爱情关系虽然带有私人性、个体性，但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真挚的爱情不仅使双方身心愉悦，而且会激发彼此人格的进步和完善，推而广之，良好的爱情关系会培养彼此对家庭和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促进社会走向友善、和谐和快乐。3崇尚道德理性，力推法律正义社会文明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对感情的需求、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都是一种本能欲望，都是一种自然合理的存在。但由本能欲望来主导爱情，爱情就会变得盲目，成为转瞬即逝的激情。《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王子特洛伊洛斯和克瑞西达的爱情就是建立在身体吸引和肉欲满足上，没有心灵的相通和精神的牵系，他们的爱情很快就烟飞烟灭，负心的克瑞西达给忠诚的恋人带來毁灭性打击;人文主义“爱情至上”的价值理念也没让让痴情相爱的人们走进幸福的天堂。《安东尼奥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男女主人公过于执迷爱情享受，放弃对家庭、国家等其他伦理责任，最终导致国破人亡;爱与被爱都要有一定限度，过分爱慕和崇拜会迷失自我，使被爱者过度膨胀，变得自私专制，成为爱情暴君，《奥赛罗》向人们演绎了一场精神Z爱的极度畸变，本來纯洁真挚、信徒般的爱情走向了灾难和毁灭。奥赛罗最后评价自己是一个在恋爱上不理智而过于深情的糊涂蛋。人的木性是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构成。自然属性让人类强调个人欲望的优先性，利己排他，而人类又是群居动物，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会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等，“而只要有'关系'存在，就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要求调整利益关系的道徳产生”固。人文主义的晚期，人的感性欲望和世俗享受意识FI益膨胀，在金钱权利面前，人性变得残缺、扭曲和畸变。《雅典的泰门》就是一部深刻反映金钱对社会和人性进行侵蚀的剧作。在金钱世界里，才学和道德被抛到一边,一切以利益为目的，以金钱为手段，金钱支配社会，金钱支配人，人们唯钱是认，唯钱是图，金钱成了万恶之源。《一报还一报》中的维也纳社会风气败坏，朝纲废弛，公爵过于仁慈、宽容，执 法不严，对罪恶姑息纵容，不加惩罚，这就如同默认犯罪。最后，他不得已把权利让给摒绝嗜欲、铁面无私的安哲鲁，希望他能从严治理，整肃风纪。安哲鲁一上任就大张旗鼓惩治奸恶，人们被长期不用的严刑苛法给震慑住了。但剧屮的克劳狄奥一案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奸淫犯罪。当事者双方已经订婚，正准备结婚，而且是在两厢情愿的基础上发生性关系，安哲鲁死搬法律条文，并超过惩罚限度，判克劳狄奥死刑，这引起人们对法律公道的抱怨和抗议。从严执法，固然可取，但不能违背人道，，要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以人道正义调剂法律的严酷。该剧揭露的更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是执法者的伪善和知法犯法。安哲鲁一边审判别人的罪行，一边一手遮天犯下更恶的罪行，虽然最终得到法律的制裁，但给我们留下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正义的进一步思考。《威尼斯商人》中法官鲍西娅在处理夏洛克案件中就是按照人道主义原则进行的。按照契约，夏洛克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i磅肉，鲍西娅巧妙地曲解法律条文，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惩治了恶人。“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Z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鲍西娅这段诉诸怜悯的话语，如优美动人的诗歌，既是良知的声音，乂是正义的声音，真切表现了剧中人物，其实也是剧作家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呼求，因为“完善合理的法律体系与爱邻如己的悲天悯人情怀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鸟1。4坚守道德信仰，向往自然和谐莎士比亚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拱弃封建统治阶级和腐朽教会阶层所宣扬的蒙味主义、禁欲主义等旧思想、旧观念，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赋予人类追求现世利益和幸福的权利。进取向上的创造力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人力量，但另一方面，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无限追逐，造成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人文主义后期显现出反道徳、反正义、反人性的罪恶一面。莎士比亚在他的中后期戏剧作品中勾画岀一幅幅利欲熏心、情感丧失、人伦错乱、道德败坏等人间悲剧。人们尽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但却难逃道德的评判和良心的惩罚。《哈姆雷特》中的国王克劳狄斯从他兄长那里攫取王位，强占王后，罪行虽尚未暴露，但他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无法得到上帝的原谅和救赎的，他的灵魂只能兀自地在痛苦中无望地挣扎。这是道德的审判，显示出道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歹毒凶残如克劳狄斯者，在道徳的法镜面前，也是无法遁形;在道徳的法力面前，也是彻底崩溃。面对欲望肆虐、罪恶泛滥，人本主义走上极端利己主义，莎翁倍感痛苦和迷茫，“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人间。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6首）但作为一个伟大而坚定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莎士比亚并未停止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探索。他一方面继续揭露权势和金钱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又超越现世，寄希望于“道德感化”的力量，笃信人类依靠理性，是能够自我救赎的。莎翁后期传奇剧的剧情一般都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人物矛盾冲突激烈，苦 痛和灾难频频降临，一切似乎都存在着死亡和毁灭的威胁;第二部分，矛盾冲突在逐渐消解，主人公的命运朝着有利的一面发展;第三部分，矛盾冲突迅速化解,人们的美好愿望都完满实现。矛盾的化解都源于仁慈、宽恕和博爱。这些剧作都有一个田园式背景。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勤劳淳朴，互助友爱。除了对人与人之间善爱关系的理想化描绘外，莎翁在他创作的最后一部传奇剧《暴风雨》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万物相适，人人平等，没有私有制，没有战争，没有法律，没有贸易，人们依靠自然的馈赠，过着简单舒适的生活，温暖而幸福。这样的理想社会也许实现不了，但传达了人类回归乐园的终极理想。秩序观、善恶观是莎士比亚伦理道徳的核心。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借剧中人物之口，明确表达了他对自然和谐的礼赞：“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迹，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洞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权威。”在这里，“灿烂的太阳”既是自然的最高统治者，无疑也像传统中国文化一样，同时也象征了君权、代表了人间的最高统治。君主英明，臣民向善、守法、守秩序，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之，则会山崩海啸，民不聊生。文艺复兴初期，莎士比亚对人类自身高贵的理性和卓越的才能充满信心，但极端利己主义却使人文主义陷入了根本性危机，良善和美德被拖入罪恶的泥潭。人类应该如何拯救沉沦的灵魂？莎士比亚传奇剧中的主人公似乎都是在神灵的帮助下才结束悲剧的命运，拥有喜庆、圆满的结局。实际上，莎士比亚传奇剧中的“上帝”已转化为人们灵魂中道德权威和道德良知的象征，被赋予正义仁慈的理想内涵，他对人们起着精神的指引，教导和警示作用XZL传奇剧中的主人公在天神的佑助下，是凭借自身的智慧、勇敢、不折不挠和仁慈宽恕，在身边善良人的救助下，才摆脫厄运，重见光明，回归乐园。莎翁超越时代局限，欲使人类社会生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并从道徳上加以重建，既能给人以尘世的幸福，又能拯救人的灵魂”宜。莎士比亚作品的道德主题和莎士比亚不懈的精神追求，对我们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不无启发教育意义。参考文献[1]Booth,Wayne.C.TheCompanyWeKeep:AnEthiesofFiction[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8:364・[2]聂珍钊，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⑶李伟民•莎士比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川戏剧，1992(2):4-5.[4]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岀版社，2003:225.[5]冯伟.羁勒、狮子与藤鞭：〈一报还一报〉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刑法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201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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