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优秀作文人物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高考优秀作文人物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人物介绍 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 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 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 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 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 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 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 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 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 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 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 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 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 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 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 36 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 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 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 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 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 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 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 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 奇。 游学海外 13 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 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 9 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 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 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 13 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 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 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 1909 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 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 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 13 年， 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 年里，他总 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 22 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 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 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 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 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 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 10 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 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 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 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 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 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 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 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 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 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 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 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 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 22 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 85 岁了，这位 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 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 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 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 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 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 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 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 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 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 1939 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 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 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 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 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 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 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 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 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 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 年 12 月 12 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 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 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 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 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岭南大学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 5 年。很多人回 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 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 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 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 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 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 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 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 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 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 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 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 是 1953 年 11 月 21 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 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 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 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 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 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 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 1911 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 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 10 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 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学术传承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 1964 年，这年陈寅恪 75 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 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 1949 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 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 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 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 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 80 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 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 7 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 年，已经无法下床 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 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 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 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 年 10 月 7 日，陈寅恪走完了他 79 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 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