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史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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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史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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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万方数据2002年第1期总第63期:明清小说研究neRe湖rch0nM吨趴dQizlgDynastiesNo瞄sN0,l,2002G朗eIal,N0,63《三国演义》的史与诗串}孚}早告.乍}串}辱}串}串}辱}牟}早拿阜}串}辱}母}辟}譬}串}辱}鼯串}乍}乍}辱}早}·林骅·摘要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以史为依托,不仅从陈志裴注中取材,而且继承了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三国演义》更是一部道德之书,要竭力为体现儒家“忠信”、“仁义”理想的蜀国君臣树碑立传,这就造成了三家归晋的客观史实与拥刘反曹的主观倾向的矛盾。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正在于这个矛盾的出色解决,他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突出了拥刘反曹的基本倾向,在异化效应的创作逆境中,显示了超人的智慧火花。关键词客观史实主观倾向天才创造生活于元明鼎革之际,很可能曾“有志图王”的下层文人罗贯中,东奔西走了大半生直至感到“时不我与”之后,只好把胸中的文韬武略寄诸这部以三国征战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以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时,正是程朱理学流布的时代,在曾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门人的罗贯中的头脑中,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伦理纲常观念,他还要借助刘蜀集团的明君贤将张扬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这就构成了这部作品以政治为表以道德为里的思想文化特征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自然要以史为依托,所以毛宗岗说它“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史册相表里。”∞应当说,三国这段历史,对小说家的奉献是颇为慷慨的。不但有在二十六史中写作水平属上乘的陈寿的《三国志》提供的大量史料,更有文字两倍于陈《志》的裴《注》准备了丰富的细节,供小说家选用。《三国演义》的作者充分利用了这·81· 万方数据些得天独厚的丰富史料,再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近百年的历史,描绘了各路军阀在政治、军事与外交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总结了他们争得霸权和丧失霸权的经验教训,其认识意义不可低估。作为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加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o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如此,楚汉相争时期、隋唐之际亦如此。但前者头绪繁多,不易理出筋络;后者又失之过简,难以作成热闹文章。唯有三国时期,不简不繁,三国争斗,矛盾层迭,计谋频出,犹如一个三棱镜组成的万花筒,每转动一下,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奇局,实在是撰写历史演义小说的绝好题目,真可谓“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o至于罗贯中如何将三国争斗的史实编织成五光十色的锦秀文章,笔者曾有粗浅探究回,兹不赘述。《三国演义》中的“史”,还表现在对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作为博闻强记的文学大家,罗贯中对中国古代极其发达的史家文化无疑是谙熟的。“其人博极典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知其书中无来历者希矣。”⑤拿最为突出的战争描写来说,详写战争的酝酿与准备,略写战争的过程显然继承了《左传》的写法,而在突出智谋的较量和全景战斗场面的描绘方面,又超过了《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三国演义》继承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塑造形象的经验,在编年的框架中,用再造性想象描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过生动的情节与细节描写,再现鲜明活脱的人物形象。而长篇小说的巨大容量,又可以对人物进行反复皴染和强化,形象较史传更为鲜明突出。此外,像“诸葛亮舌战群儒”、“张永年反难杨修”这类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的论辩场面,很容易使人想起《国语》、《战国策》中描写的那些具有奇行异志的游说之士们的辞令之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巨大而丰富的历史遗产,虽然诱发了小说家的想象力,而“为正史之补”@、“羽翼信史而不违”⑦的崇实精神,也制约着小说家的创造思维。如我们拿罗贯中24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史实相比勘,就会发现,从史的角度看,这百年史实在小说中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而从小说·82· 万方数据角度看,前面几卷过分纷繁杂乱,后面几卷又草草收场。概因作家还不能完全甩开沉重的历史包袱,按照小说家的路数,去进行虚构和生发。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通病。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指责它“太实则近腐”凹是不无道理的。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历史演义小说毕竟是小说。这就要求它不止于对史实的“摹仿”,更要具有一种诗的高度真实性。而“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及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这就是说,对历史演义小说来说虚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就《三国演义》而言,除了受史实的制约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它不是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而是民间长期流传的集体创作,裹挟着一千多年的“集体无意识”的传统文化积淀,加上罗贯中生活时代的具体历史内容,决定了他在三国争斗之中“拥刘反曹”的明显倾向。小说家如何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驰骋想象,为自己的道德追求服务,则是我们要重点探讨的。对作家而言,《三国演义》创作的最大困难无疑是刘蜀集团和与它相临的孙吴集团最终为已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氏所灭的史实与他要拥刘反曹的主观倾向之间的背离,即历史与道德的矛盾;对作品来说,最突出的成就也正在于这个矛盾的出色解决。不是胜者王候败者贼,而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既尊重了三家归晋的基本史实,又歌颂了刘蜀集团的英雄人物,完成了道德评价,充分体现了“艺术是对困难的克服”的命题。当琳琅满目的史料堆积在作者面前时,最令他感兴趣处理起来也最得心应手的是那些有利于表现拥刘反曹倾向的内容,不用费什么周折就可以找到主客观的契合点,像在战场上,用漫画化的手法写曹操的失利,夸张其“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的狼狈相o。而当刘备在军事上处于顺境时,作品也总会放慢速度,尽情地歌颂刘蜀集团文臣武将的韬略和武功。像赤壁破曹,巧得荆州,功占西蜀,智取汉中,都写得轻松欢快,绰约多姿,不但以曹操的将士作为反衬,连东吴的君臣也都成了垫角。在道德法庭上,更是极尽丑化美化之能事。曹操奉“宁可我负·83· 万方数据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为作人原则,作品放大史料提供的一连串典型事例写他凶残地滥杀无辜;又不失时机地描摹他的奸诈诡谲;几次逼宫弑后,乱臣贼子之心昭然若揭。这样让奸雄进行自我暴露还嫌不足,又借作品人物之口进行声讨,全文引述陈琳的讨曹檄文,淋漓尽致地抄录弥衡的罡词怒骂,这大约是作家的极为快意之笔。对刘备的描写也是这样。先定下一个“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基调,然后,沿着徐州一荆州一益州的仁慈爱民之路径直写下去,塑造一个广施王道仁政的理想君王形象。为了更好地突出作家的主观倾向,对客观史料也难免有一些取舍剪裁的提纯改造。比如,裴注中有吕布失败后,关羽曾欲娶貂蝉的记载,又有元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相印证。如果在这件事上作文章,显然有损这位天神的形象,作家断然弃之。而裴注中引证了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的三种记载,作家进行了为我所用的筛选之后,又添枝加叶地把它改写成一个恩将仇报、一误再误的恶性凶杀事件,从而突出他的奸雄性格@。有时不惜编造一些细枝末节,如:第十九回用猎户刘安杀妻献肉的情节夸张刘备受人民拥戴的程度;第十六回则用寻妓纳妾的情节暴露曹操的荒淫无道,简直到了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程度。在客观史实与作家的主观倾向基本吻合时,所产生的是一种创作上的同化效应,作家在作品中的情感渲泄也是一种正投入。《三国演义》的作者充分利用了这种创作上的顺境,尽力放大、延伸对这部分内容的描摹与陈述。但一直苦恼着他、折磨着他的是刘蜀集团终究归于覆亡的无奈结局,这样的结局与作家的主观意愿相悖,又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史实。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罗贯中煞费苦心,施展了闪展腾挪的浑身解数,也正是在这种异化效应的创作逆境中,显示出他天才的智慧火花。且看小说家是如何在尊重基史实的情况下,突出拥刘反曹的主观倾向,为他心目中的明君、贤相、良将们树碑立传的。(一)虽败犹胜这是常林炎先生很早以前在“当阳之战”中发现并总结出的艺术经验o。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是“失·空·斩”,“失街亭”是全书中少有的一·84· 万方数据次描写诸葛亮用兵的失败。但他却能处变不惊,随机应变,利用司马懿多疑惧败的心理特点,大胆弄险,稳坐空城焚香抚琴,吓退敌人的十五万大军,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空城计。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也成了诸葛亮用兵史上最富传奇性的篇章。加上马谡的映衬,我们不能不赞叹作家化腐朽为神奇的笔触,他竟充分利用这次军事败局,把诸葛亮写成了集智、勇、情、法于一身的完人,取得了虽败犹胜的艺术效果。(二)天命难违自殷商以来的“天命观”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普遍存在的。《三国演义》的作者深信天命,他也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正不压邪作注脚,为刘蜀集团的失败作开脱。刘备越马过檀溪、赵子龙单骑救主固是天命,曹操、司马懿多次大难不死,也是天命,即所谓“天不灭曹”。远在二十七回刘备带着关、张三顾茅芦请诸葛亮出山时,隆中那帮隐士就告诫他:“数之所在,理不可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并预言诸葛亮“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果然,当他在五丈原用祈禳之法以求增寿时,偏偏魏延闯帐,踏灭主灯。邓艾灭蜀后,姜维用诈降之计,离间钟会再行谋反时,“觖然心疼,昏倒在地”,只好仰天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经过这样层层皴染之后,作品再以“纷纷世世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来收煞全书,读者也只得带着无限的惋惜之情接受无情的史实而咨嗟长叹了。(三)诗语论赞在行文之中穿插诗词韵语,无论在中国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中都是常见的。远在唐五代的变文就兼有变文和散文,“讲唱时以散文讲说,韵文歌唱。”@至宋元韵平话,在“开端结尾及文字紧要处”也都有诗语穿插,它们“一作论断之根据,二状事物之形容,此两者皆品评之意。”o刊印于元代中叶的《三国志平话》中在“文字紧要处”便有诗词穿插。至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引入了大量的文人史官们的论赞,这样的非情节因素引证过多,则容易破坏作品的完整和统一,更何况有些引述不伦不类,所以被毛宗岗删汰了大部分。保留下来的则以·85· 万方数据论赞为主,写景抒情的只占很小一部分,更突出了拥刘反曹的倾向。像人们颇有争议的第十七回写曹操因马踏麦田割发代首的举动,作品用“拔刀割发代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的诗句,明确表示了嘲讽倾向。把不知何年月的一次宴会上写的《短歌行》移植到赤壁大战前夜,让曹操在文武百官参加的宴会上临江朗诵,表现他此时此刻志得意满的心态,是很适宜的;但对面临的几乎是全军覆灭的败局来说,不也是极好的讽刺吗!《三国演义》把诗词韵语主要用于歌颂刘蜀集团的君臣们,像“三英战吕布”、“越马过檀溪”都以长长的古风,赞美刘备君臣的英武和异数。“温酒斩华雄”、“大战长坂坡’硬用诗语反复歌颂蜀将们在逆境中的神勇。诸葛亮最后在五丈原归天之后,作品直接间接地引用了近十首诗,缅怀这位一代贤相的丰功伟绩,尽情地赞颂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了蜀国的社稷江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像一座永恒的丰碑树立在读者的心目之中。(四)道德胜利有人说:“如果单纯着眼书中所反映的政治斗争而忽略道德个性的方法来研究曹操的艺术形象,只能导致学术上的偏致。”@确为的论。《三国演义》的作者无疑是奉道德为圭臬的,他用了一种道德胜利法。在不得不依据史实写曹操在军事上的胜利时,也要揭示他道德的亏损。以官渡之战而论,作品在与色厉内荏的袁绍的对比中,对曹操的文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歌颂,这在全书中是少见的。即使如此,仍有许攸问粮的漫画化描写和曹氏父子乘人之危寻妓纳妾的贬笔。相反在写刘备集团在战场上的失败时,却又努力从道德上去完善他。当阳之战遭到惨败,是因为刘备宁可不要社稷江山,也要为兄弟报仇,为实现当年的桃园之义。然而,在描写刘备进行政治扩展的顺境时也有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抵牾的情况。按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天下土地,有德才居之”。叻从那些无德者如董卓、曹操、吕布之流手中夺取地盘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抢占有德者或同宗兄弟手中夺取地盘,则未免有些不义。所以,陶谦三让徐州,刘表两让荆州,刘备都口不应心地加以拒绝,直到他们死了之后,才堂而皇之地取而代之。但后来进军西川则显得有些尴·86· 万方数据尬,因为他的另一个同宗兄弟刘璋虽“秉性暗弱”却还健在,贸然进犯,岂不让“天下人唾骂!”于是,作品让张松、法正、庞统这一千人,以“兼弱攻昧”、“逐兔先得”、“逆取顺守”、“顺从天意”等理由,像车轮战一样作刘备的思想工作,为的是在道义上为刘备人蜀的行为张本,从而树起一面像武王伐纣一样的仁者之兵的旗帜。然后再以军马接济不力为由,把不义的责任推给刘璋,使刘备终于抓到了讨伐的把柄。看得出来,作者在按照史实记述刘备人川的同时,是在苦心孤诣地维护他的道德完美的。(五)悲剧渲染当作家不得不依据史实写刘蜀集团终于一步步走向败亡时,则充分运用了将体现仁爱、忠义、智勇品质的有价值的美好人物毁灭的悲剧力量去打动读者,尽情讴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三国演义》中最动人的莫过于对关羽、刘备、诸葛亮之死的悲剧描写,也形成了刘蜀集团由胜转衰的三步曲。如果按照西方的悲剧理论解释,这三个人物的悲剧性质是不尽相同的。诸葛亮的悲剧应属命运悲剧,尽心竭力独立支撑刘蜀大业’,但内外交困,无力回天,只好在五丈原的秋风之中徒唤奈何,事实本身就能引起读者极大的怜悯和钦敬。而关羽、刘备之死则更多地应归咎于二人的过失,或因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或因急报私仇不听劝谏,违背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既定国策,招致兵败身亡的下场,更像是性格悲剧。然而,作家却按捺不住内心深处的偏爱情感,用生花妙笔极尽烘托渲染之能事,使他们的不幸遭遇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哀怜”,进而满足一种“道德感”,同样显示了“永恒正义”的胜利∞。让我们看看作品是如何描写关羽的最终结局的。在荆州之战中,关羽的“过失”是当诸葛瑾代表东吴前来“议亲”时,他以“虎女安肯嫁犬子”为由拒绝,痛失联吴抗曹良机。但作品又从多方面为这位旷世英雄进行开脱和渲染;在殉难前先写了“单刀会”、“水淹七军”和“刮骨疗毒”三场重头戏,从胆略、智勇、非凡的克制力几个方面充分地描写他的英雄性格。然后再让他由福转祸,这就能使读者不由得产生一种“不应遭殃而遭殃”的“哀怜”o。同时,又写他不完全是咎由自取。当得知曹操欲连结东吴·87· 万方数据取荆州的信息之后,刘备依孑L明之计,令他先取樊城。关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达到了使敌人胆寒的目的。而且在后方也采取了应急措施,以防东吴偷袭。只是由于用人有误,关键时刻刘封、孟达坐视不救,糜芳、傅士仁叛降,加上东吴谋士的狡猾,就很难更多地责怪这一介武夫了。作品还充分酿造悲剧氛围,渲染英雄末路。写关羽一步步陷入重重包围的困境,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军心涣散,势孤力单,但仍带着臂伤挥刀迎敌。当诸葛瑾再次代表东吴来劝降时,他以“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相对,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硬骨和耿耿丹心。被俘之后厉声叱骂孙权,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被害之后,以赤兔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王甫、周仓自杀身亡作衬托。再以多首诗语楹联追绰其“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精神。又多次写他死后显圣,尤其是作者一厢情愿地让他附体于陷害自己的元凶“吴下阿蒙”,借他之口痛骂孙权,又令其“七窃流血而死”,使关羽的形象得到了重重美化与神化。很显然,小说家是带着强烈的感情,并用这些“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从而深深地感染读者。使读者一洒同情之泪以后,产生无限的欣羡与崇敬,进而领略到崇高的悲剧美和悲剧的崇高美。还可以举出一些,诸如调整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比例表达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论,利用三条线索相互穿插、剪接、组合的时空错位表露倾向,通过非情节的细节、场面描写体现作家的主观情绪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在异化效应的创作逆境中进行塑造英雄形象的范例。从艺术角度看这样的人物描写未必都是成功的,会造成“近伪”“似妖”的绝对化的负面效应。但如果考虑到它诞生于长篇章回小说的初始阶段,作家还无力把类型化的造型方法向前推进的现实,罗贯中的创作经验还是弥足珍贵的,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一些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也不无借鉴意义。注①毛宗岗伪托金圣叹所作《三国演义序>。②胡适《三国演义序》,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88· 万方数据③毛宗岗《三国演义》六十三回回评。④林骅《三国演义的三极争逐描写及其美学意义》,《沈阳师范学院学报》95年4期。⑤徐时栋《烟屿楼笔记》,据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⑥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⑦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⑧高明阁《三国演义论稿》。⑨谢肇涮《五杂俎》。⑩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⑩《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松语。⑩同(7)。④《解放军文艺>63年4期。⑩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⑩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转引张政煨《讲史与咏史诗》。⑩李庆西《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82年4期。⑩《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周仓语。⑧黑格尔《哲学史讲义》第二卷。o托尔斯泰《艺术论》。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所责任编辑:张蕊青·89· 《三国演义》的史与诗作者:林骅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所刊名:明清小说研究英文刊名:THERESEARCHONMINGANDQINGDYNASTIESNOVELS年,卷(期):2002,(1)被引用次数:0次参考文献(19条)1.三国演义序2.胡适三国演义序3.毛宗岗六十三回回评4.林骅三国演义的三极争逐描写及其美学意义1995(04)5.徐时栋烟屿楼笔记,据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6.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7.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8.高明阁三国演义论稿9.谢肇淛五杂俎10.亚里士多德诗学11.三国演义12.查看详情13.解放军文艺14.叶德均叶德均1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16.李庆西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1982(04)17.三国演义18.黑格尔第二卷19.托尔斯泰艺术论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qxsyj200201007.aspx授权使用:复旦大学图书馆(fddxlwxsjc),授权号:6ef746e7-a994-4440-8891-9e6e013e5d3a下载时间:2011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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