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变：《陶庵梦忆》中士伶关系问题新探

第32卷第5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V0J．32No．52012年10月JournalofHuanggangNormalUniversityOct．2012易代之变：《陶庵梦忆》中士伶关系问题新探高添璧(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0)摘要：社会时局的改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生态的变迁。虽则在政治失序的乱世，“士人”与“优伶”之间身份差异并未彻底弥合，但却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使怀才不遇的“士人”与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在此背景下，“士人”与“优伶”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往亦有所新变。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本文将以《陶庵梦忆》为中心，对其中新型士伶关系的样态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关键词：易代之际；士伶关系；《陶庵梦忆》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078(2012)05-0028-04收稿日期：2012-08—13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2．05．10作者简介：高添璧，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论“士人”与政治王权之间如流俗所容忍。在一般情况下，两者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各何暗潮汹涌，但相较于供人逸乐的“优伶”来说，其处境大自退回自己的阵营：多数时候仍可算是宽松优越的。“士人”即使与君上多有金莺儿，山东名姝也。美姿色，善谈笑。捣筝合唱，抵牾，但因其智识之可用，上位者仍然不得不承认“好士鲜有其比。贾伯坚任山东佥宪，一见属意焉，与之甚昵。者强，不好士者弱”【1](o23o)的现实性；而“优伶”即使为上后除西台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过红绣鞋]曲以寄之位者所悦，但因其美色技艺对王权并无直接威胁，最终难⋯⋯由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4](p207)以逃离“玩物”的宿命。“优伶”不仅被上位者玩弄侮辱，由是可见，“士人”与“优伶”之间即使有交游，也只能更在许多时候无可奈何地被冠上了导致政治失误祸根的停留在“士人”对“优伶”色艺的消费。一旦双方之间突破恶名，正如贤相管仲认为治国“三难”中的第一难便是“近这种消遣交易的范畴而进入到对等的文化情感层面的交优而远士”L2p57，由是可见，在传统的观念里，一旦政治往，便是为政治之“势”所不能容忍的：对于“士人”来说，遭遇挫折，“优伶”之罪首当其冲。如果他这样做就背弃了获得禄位时与“势”达成的契约；而“士人”毕竟不同于“优伶”，在常态下，“势”对“士“优伶”如此行为，也反叛了“势”对其“玩物”的身份定位。人”是虽防备却拉拢的，而对“优伶”则是既利用又轻视综上，可以得知，虽则“士人”与“优伶”皆为政治之的。当“士人”以智识换得禄位，与“势”达成妥协之后，其“势”所压制，但在“势”刚猛强大、与“士人”达成妥协的对于“优伶”来说，已经成为了新的压迫者。因此，在一般时代，“士人”往往成为“势”的代言者，对“优伶”不外乎情况下，“优伶”的唯一价值就是供“士人”消遣逸乐。而轻侮玩弄，其与“优伶”的关系是难以有所突破的；而“优在“士人”的刻意漠视下，“优伶”的独立人格、思想、情感伶”不论如何挣扎，也始终难以摆脱从一开始就被“势”规几乎毫无生存空间。南朝宋时“涉猎经史，颇有文定了的卑贱血统，在与“士人”交往时永远是被要求和被才”[‘pl47、“唯以声色自娱”E3](p1479)的士人高聪，养有限定的那一方。歌舞妓十余人，当他老病之时，不欲其家妓适他人，“并令一烧指吞炭，出家为尼”l3](pl479)，此等残酷的行径便揭露了、《陶庵梦忆》中士伶关系的特征此时士伶关系华美面纱下刻薄寡恩的本质。正如上文所言，在政治之“势”较为强大的时代，“士同时，即使“优伶”凭借其色艺换取了脱离贱籍的机会，人”与“优伶”的关系多停留在色欲狎游的层面。那么，反但也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他们的地位始终难以稳定，一之，如果在政治之“势”较为衰微的时代，“士人”与“优旦被抛弃或所托之人死亡，便逃脱不了重回原点的宿命：伶”的关系是否会呈现出某种新的局面?顾山山⋯⋯本良家子，因父殂而失身。资性明慧，技明清之际“士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则为探讨此问题巧绝伦。始嫁乐人李小大。李没，华亭县长哈刺不花置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深入分析《陶庵梦于侧室，凡十二年。后复居乐籍。_4J(pl忆》，可以发现，此时“士人”与“优伶”的关系不再仅止于哪怕偶有“士人”对“优伶”真心恋慕，也大多难以为狎游消遣的层面，双方之间多了一种关于艺术、生活等方 第5期高添璧：易代之变：《陶庵梦忆》中士伶关系问题新探‘29’面颇为平等的交游。此时的“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不同，她们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懂得珍重自身的容貌才感情有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开始关注“优伶”的精神华，而并不一味地以色艺去逢迎士人权贵。世界，而并非肤浅地压榨其色艺。张岱写女伶朱楚生虽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动荡，昔日衣食无忧的“士人”不也不外乎色艺，但他写色艺却不同流俗，其遣词清淡高可避免地面临着家业败落、祖产丧失的困境。“士人”多妙，写作手法上也别具一格，欲扬先抑，笔下佳人虽“色不淹通文史，但却不事生计；而“优伶”出众的技艺与其下层甚美”，却“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卓然的身份则为他们提供了谋生的可能，此时的“优伶”不再有林下之风，更引人无限情思。张岱不仅欣赏女伶朱楚只是“士人”豢养的玩物，甚至能够在离乱之中给予“士生外在的容貌技艺，更关心其内心的情感意绪，并对她的人”一定的物质援助：“终以情死”L5J(pg1)的悲剧结局寄以无限忧思。如果张岱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谓：“此西方迫陵仅仅是将朱楚生视作优伶玩物的话，是断然写不出如此鸟，何处得来?”⋯⋯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归，遇土贼，情真意切、凄婉悲悯的佳作来。刀剑加颈，性命可倾，阿宝是宝。丙戌，以监军驻台州，乱那么，以这种欣赏为基础，“士人”与“优伶”的关系会民卤掠，止祥囊箧都尽，阿宝沿途唱曲，以膳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陶庵梦忆》中《不系园》便勾画了人。[5](p72-73)一幅极为生动的“士人”与“优伶”之间交游的画卷：连见惯诸色优伶的张岱都称阿宝为“西方迦陵鸟”，甲戌十月，携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可见其唱曲技艺之精湛。阿宝于祁止祥“囊箧都尽”之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时，沿途卖艺，以奉养主人。阿宝一事便是“优伶”以技艺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余留回馈“士人”的绝佳例证。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最后，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士人”与“优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紫檀界伶”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是夜，彭身份也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在此前，上位者串戏多为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流俗、史笔所讥，“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_6J(p3粥的后唐庄戏，又复妙绝。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宗李存勖便是其中典型。然而在明清之际，随着戏曲艺语。[]‘p5术的盛行，串戏一事也就变得无可厚非，甚至在某些时候在上文的交游群体中，除张岱外，曾波臣、陈章侯都被当做一种风雅的行径。当时的“士人”大多对戏曲极为是晚明出色的画家，彭天锡、杨与民等是当时著名的串痴迷，张岱就曾经随身携带戏具，在深夜空寂的佛堂之中客，而朱楚生、陈素芝则是色艺出众的女伶，这样的一群“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_5J(“)，惹得一寺之人人虽然职业地位不同，但也不外乎两种身份——“士人”都惊起观看。若在前代，如此离经叛道之事发生的可能与“优伶”。他们在戏台堂会之外的场合相遇，切磋才艺，性极小，即使有也难免为人诟病，但此处张岱却以一种极惺惺相惜，“士人”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嘴脸，“优伶”也显自得的笔调将此事写入自己的著作，可见在当时的文化得轻松自如，双方之间的交往少了那些色欲相扰，而多了背景下串戏一类事无伤大雅。在《陶庵梦忆》中关于串戏那种关于艺术、精神层面的和谐交流，其中之高雅超逸颇的记录比比皆是，《金山夜戏》、《不系园》、《严助庙》等篇有几分魏晋遗风。不论“士人”自身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中都涉及到串戏活动，然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还是内心其实已经不仅将“优伶”当成供人逸乐的“玩物”，而《彭天锡串戏》，彭天锡最初拥“家业十万”[5]()，且怀有“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优伶”有与其进行平等对话的独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石可不平立精神，这也就打破了一直以来“士人”单方面狎亵消遣之气”¨邮，由是可以推知，彭天锡不太可能出身微贱，“优伶”的模式，使得双方呈现出进乎对等的交游状态。而大概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中下层“士人”。他以演戏来况且，此时“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涌现了一大发泄胸中愤懑，并终因学戏而导致家产空尽、流寓江湖，批技艺、风骨、气度皆上佳者。在离乱中，不仅从精神层以串戏补贴生计。他的这种生命轨迹其实已经模糊了面，而且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士人”与“优伶”绝对的身份界限，为双方之间的进一步在明末清这个风云巨变的历史舞台上，各色“优伶”的身沟通提供了可能。影是不可或缺的，此时的“优伶”虽然依旧沉沦在尘泥污二、《陶庵梦忆》新型士伶关系的背后淖之中，但却颇有一些孤高自重者，除了上文谈到的容色技艺都卓然出尘的珠楚生，出身朱市的王月生也是其中(一)思想因素不论在哪个时代，思想潮流对社会翘楚，王月生自矜自I重，拥才而不轻狂，且不慕权贵，只与风貌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要探究“士人”与“优伶”之志趣相投者交游，虽处风尘之中，却如“孤梅冷间关系新变的缘由，不妨先从思想、信仰的角度人手。月”】(，其风姿傲骨超逸无匹，绝少人们思维定势中《明史·儒林传序》中提到“宗守仁者日姚江之学，别立宗柔媚轻贱的“优伶”之态，倒与“士人”风范颇为相似。这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样的一类优伶妓女就与以往那些自贱其身的“优伶”有所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 ·30·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第32卷人矣”[7](p4)，虽则史书对阳明之学持批判态度，但依然的鸿沟，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影响，《陶庵梦忆》中不得不承认其门徒甚多，流传甚久，影响甚大的既成事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实。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篱篆竹，嘉在程朱之学成为政治之“势”的统治工具而渐渐丧失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其自身活力性之时，阳明之学的出现一扫沉喑。朱熹曾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言“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也”【8J(p1487)，可见，在朱熹那里虽然人心只有一个，但是分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上，诸工中卓越为道德伦理之心(“道心”)与自然人欲之心(“人心”)，并者竞可以与士大夫相提并论，并且张岱也丝毫没有蔑视且“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93(p14)，即诸工之意，反是认为世上任何职业身份都有其价值，那些“道心”高于“人心”，后者需听命与前者，那么，如果想到所谓的贱业不过是人们自贱其身的产物。虽然这种“异达到天理的高度，必须克制弃绝自然人欲而秉持道心。业同道”、“业无贵贱”观点并没有从正面替“优伶”之业然而，自然人欲却是与生俱来、难以剥落的人性，即使先正名，但其对向来卑贱工商的宽容态度间接地为“优伶”贤孟子认为人欲实现的程度跟天定的命分相关，不可过之业减轻了压力，提供了较之以往相对宽松的生存语境。于强求，但他也依然承认“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和生存环境下，“优伶”有了思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p369)。那考其自身价值的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么，程朱理学中灭除人欲以臻天理的要求似乎过于严苛，在与“士人”交往时天然的自卑感。那么，在双方交游的即使在思想上为“士人”所接受，但一旦涉及到践行，就容过程之中，“优伶”能够更真实地展露自己，而并非一味做易让人心生畏惧。然而，阳明心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小伏低、迎合“士人”，例如张氏家伎在陪伴张岱出游赏雪了道德追求与自然人以之间难以共存的巨大鸿沟。王阳之时，其中马小卿、潘小妃二人“从百步街旋滚而下，直至明认为“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山趾，浴雪而立”5J(p116)，其潇洒恣意绝非从前那些自贱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谄谀“](的“优伶”可比的。心。”ll0J(p3，在他看来，“道心”和“人心”并非截然分开的综上所述，晚明王学的盛行，解放了“士人”长久以来两端，而是心是否杂于人伪而呈现出的两种状态；同时被程朱理学禁锢了的自然人欲，为他们无碍地接近“优“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伶”提供了道德合理性；同时它亦淡化了一直以来职业身分”[10]‘P26)，在心性即理性的状态下，那么只要把握住内份之间壁垒分明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优伶”及心之正，让心不被私欲所蔽，就可以达致天理，这样整个“优伶”之业的生存环境。上述两者的遇合为“士人”与天理的追求过程都在一心之内完成，心既是道德实践者“优伶”间新型关系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又是监督者，而其后学王畿更是认为“心是有善无恶之(二)政治因素对于“士人”来说，明代的政治空气心”，心灵只有善没有恶，这就给心灵的放纵自由留下了相当恶劣，“士人”与政治之“势”自始至终殊死缠斗。纵相当大的空间(p3盯-314)。王学后继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观整个明代历史，除了惠宗朝、仁、宣宗朝、代、孝宗朝等继而提出了．“大道只在身，此身混是赤子，赤子混解知能，几个少数的几个时代“士人”与“势”的关系较为缓和知能本非学虑”[Z2~(p764)，进一步反驳了程朱之学理向外求外¨，其它大多数时候“士人”都处在“势”血腥残酷的高的观点，其“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压之下。明代“士人”笼罩在“敞卫”、“廷杖”、“诏狱”的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123(p762)更是将理的圆阴霾之下，且俸禄微薄，甚至不能周其妻孥6I”，受满置于心灵的自由无碍之下。由此，宋元以来森严的理到肉体及精神上的双重虐待。及至明后期，政治之“势”欲大防被解缆放船，为自然人性所突破，心灵的自由放纵愈加酷暴，例如世宗皇帝在嘉靖三年七月这一个月之内有了思想上的合理性。那么，“士人”再也无需煞费苦心就“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马的去维护那种刻板端方、道貌岸然的形象，而是可以顺应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天性地去放浪形骸、追求适意。正因为如此，也就不难理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于解《陶庵梦忆》中诸如张岱深夜于佛堂之中唱戏的一类癫廷”[17](p147)，其用刑之酷烈频繁可见一斑。而神宗皇帝则狂的行为，而“士人”与“优伶”的密切交往也就没有太多“晏处深宫，纲纪废弛”E173(pl9，使得“君臣否隔”[17](p195)。思想道德上的天然压力。至于思宗皇帝磔袁崇焕之惨烈血腥更是令人发指，张岱同时，阳明之学中的某些观点体现了平民意识的萌就曾在石匮书中记载袁崇焕被“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芽，虽然他并不否认“圣凡之分”，但却认为人人天赋“道割之”_18](p。且不说人主大多宽仁的宋代，即使在异族心”和“良知”，正如其所说的“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统治的金代，仕宦的待遇也不见得有如此糟糕，例如力阻心焉，一也”[133(p12)，这就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金章宗出幸行宫的路铎、直斥章宗外戚全然不顾惜君主价值，并且颠覆了工商从业者贱于士农的传统思想，这样颜面的宗端修’]p22O5。抛等人大多全身而退，动辄廷杖、的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职业身份之间贵贱分明卞狱的悲惨事例并不常见。因此，当明末“士人”追古思 第5期高添璧：易代之变：《陶庵梦忆》中士伶关系问题新探‘31．今之时，其心中愤懑不甘之情可想而知，况且又值朝换代然而这一切风流雅致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异常沉重的生之之际，报国无门之余更添秋风黍离之悲。面对这样种忧患，而与之相应的劝世和避世的现实与心理之双重需残酷黑暗的政治现实，“士人”若一味刚直行之，效果不佳要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加深。且不说，更可能自取其辱徒殒其身。针对这样的情况，(三)经济因素不论明代政治如何酷烈，都不能抹“士人”往往采取如下两种办法：一、婉言以劝世。二、抽杀其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明代城市发展迅速，在明身以避世。所谓婉言以劝世就是指用间接的方法去讽中期，全国就有顺天、苏州、武昌、广州等三十三个规模较喻、劝诫以达到改良政治的效果，而“优谏”便是其中非常大的商业手工业城市，到了明中叶以后九江、西安、大同典型的一种模式。俳优的滑稽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等二十四个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_(I2’；同时，手工业、定的影响[2o3(“，由于“我优也，言无邮”[](的文化商业也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蓬勃发展，手工业技艺传统，许多“士人”采用俳谐嬉笑的方式去讽刺时政、劝诫愈臻精巧，产品价值也随之剧增，如当时南京的雕刻艺人君上，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就多次“优谏”君主，更有甚者直濮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接利用“优伶”或“优戏”去达到这种目的，例如《陶庵梦谦之手者，数十人焉”J(p2o，而著名手工业者制作的砂罐忆》就曾记载张岱就删定搬演《冰山记》以刺时事之锡注更是“一罐一注价五六金⋯⋯直跻之商彝周鼎之事】()。至于抽身以避世则更为常见，“士人”对政列”[51‘p34)。治失望之后，为自保其身或排遣苦闷，往往将注意力转移到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繁荣，为明后期“士别处，最典型地就是寄情与山水庭园、声色风月之中，《陶庵人”奢靡逸乐的生活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与实现的空间。梦忆》恰好也反映了这一点，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笔《陶庵梦忆》中关于“士人”风雅奢华的记载并不少见张岱者将《陶庵梦》中的篇目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与友人的蟹会“’着实是一场美食的狂欢，其中饮品与一、山水名胜(钟山、报恩塔、日月湖、孔庙桧、孔林、食物皆颇费财力、劳力与巧思，而仕宦包涵所J(’则创燕子矶、表胜庵、焦山、禊泉、白洋湖、阳和泉、龙喷池、秦制楼船，歌舞继日，穷奢极欲。这一切的行为背后都离不淮河房、杨神庙台阁、严助庙、炉峰月、湘湖、琅娠福地、栖开雄厚的财力、物力作支撑，而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霞、曹山、雷殿、品山堂鱼宕、愚公谷、阿育王寺舍利)；荣便为其实现提供了可能。二、亭园花石(天台牡丹、筠芝亭、斫园、奔云石、木犹在经济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士人”群体，龙、花石纲遗石、梅花书屋、不二斋、岣嵝山房、逍遥楼、天尤其是上层“士人”群体在某些方面与凡勃伦(Thorstein镜园、不系园、于园、治沅堂、烟雨楼、一尺雪、菊海、悬杪BandeVeblen)所说的有闲阶级相类似，他们大多不直接亭、蜮花阁、瑞草溪亭、鲁府松棚、山艇子松花石)；参与到生产性的劳动中，而是从事文学、艺术、政治等方三、风俗方物(越俗扫墓、鲁藩烟火、兰雪茶、朱文懿面的活动，这也就使得他们大多不事稼穑，以致于在遭逢家桂、兖州阅武、奶酪、方物、世美堂灯、泰安州客店、樊江离乱丧失祖产之后，生活困顿；同时他们要消费质量最高陈氏桔、扬州清明、虎丘中秋夜、金山竞渡、扬州瘦马、绍的物品，其饮食器物大多精巧难得，使用粗鄙寻常之物难免兴灯景、水浒牌、西湖香市、鹿苑寺方柿、西湖七月半、定有品位低俗之嫌。“士人”与“优伶”的交往既体现了前者的海水操、龙山放灯、蟹会、露兄、闰元宵、合采牌、楼船、阮“明显有闲”]，又完成了他们的“明显消圆海戏、闰中秋、宁了、甘文台炉、齐景公墓花樽、及时雨、费”J(，是“士人”标榜自身身份的一个良好的途径。苏州白兔、草妖、雪精)；同时充裕的物质条件为“士人”与“优伶”提供了优越四、奇人韵事(金乳生草花、金山夜戏、天砚、吴中绝技、的切磋戏曲艺术的生活环境，促进了“优伶”技艺提的高。两濮仲谦雕刻、朱云崃女戏、绍兴琴派、砂罐锡注、沈梅冈、三世问的密切交往又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感情，一些“士人”为“优藏书、丝社、南镇祈梦、湖心亭看雪、陈章侯、斗鸡社、牛首山打伶”提供待遇之优厚甚至过于家中门客塾师]()，这样猎、张氏声伎、祁止祥癖、二十四桥风月、范长白、诸工、姚简叔的厚恩优遇使得部份“优伶”对“士人”怀有感恩之心，而画、柳敬亭说书、刘晖吉女戏、朱楚生、彭天锡串戏、天童寺僧、这批“优伶”不同流俗的高超技艺以及其感恩图报之心共范与兰、王月生、张东谷好酒、闵老子茶、包涵所、朱氏收藏、仲同促成了离乱之时“膳主”等行为的发生。叔古董、麇公、目连戏、韵山、噱社、龙山雪、庞公池、过剑门、冰在本文中，笔者并非意图抹杀“士人”与“优伶”天然山记、鲁王、祁世培)；的身份界限，也不想一味夸大“士人”与“优伶”间的脉脉由上可以看出，《陶庵梦忆》的内容几乎全部关乎山温情，而是借由了一个符合当时语境的文本去探寻在一水声色，“士人”于庭园花石间吟咏徜徉，与优伶声伎交游个非常态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士人”与“优伶”之间的关唱和，从而暂时忘却政治上的落魄诗意，寻求心灵的片刻系出现的新面貌，从而尽可能客观深入地去把握文化现自由。象、诠释文学文本。在明末清初风声鹤唳的政治背景下，“士人”或是删(下转第54页)定戏曲，或是串演戏剧，或是与“优伶”悠游于山水之间， ·54·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第32卷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坚定的宗教参考文献：信仰，宗教大厦开始坍塌，此外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任何[1]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事物都要经过实用的检验方可定其价值，物质进一步战育出版社，1998．胜精神。作为唯美主义者的王尔德虽然宣称文学作品无[2]Wilde，Oscar．TheLettersofOscarWilde．Ed．Rupert关道德，笔者认为《夜莺与玫瑰》却是他批判实用拜金主Hart—Davis[M]．NewYork：NewYork：Harcourt，义及其对人类情感淡漠的最简洁的表白。1962．王尔德作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作家，认为[3]Jung，Car1．ModemManinSearchofaSoul[M]．New每一个父亲都有责任为自己的孩子写作童话。他在自己York：HarcourtBrace＆World，2001．的童话世界中试图通过各种原型意象建构一个个唯美的[4]Jung，Car1．TheIntegrationofthePersonality[M]．Lon—世界，其中也不乏对现实世界的批判。通过此文对王尔don：KeganPaul，Trench，Trubner＆Co．Ltd．，1940．德童话《西班牙公主的生日》及《夜莺与玫瑰》中阴影，阿[5]张婷．王尔德童话的宗教原型解析[J]．山西财经大学尼玛及阿尼玛斯等荣格原型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尔德对个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1)．体心灵个体化过程的关注。这些隐含其童话文本中的原[6]董榆萍．《夜莺与玫瑰》中红玫瑰的象征意义[J]．上海型恰恰说明了无意识与文学的关系及王尔德本人对内在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1)．及外在平衡世界建构的期望，这同时也是其作品现实性责任编辑张吉兵与现代性的体现。(上接第31页)[13](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参考文献：[14]谭帆．优伶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1]荀子撰、安继民注译．苟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15]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社．2005．[2]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16]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书局．2010．版社．1999．’[3](唐)李延寿撰．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张廷玉．明史(r二十四史J简体字本[M]．北京：中[4](元)夏庭芝着、孙崇涛、徐宏图笺注．青楼集笺注华书局．2000．[18]张岱．石匮书后集(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5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5]张岱着、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M]．大通书局．1987．[19](元)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2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书局．1974．[7](清)张廷玉．明史(r二十四史J简体字本)[M]．北[21]左丘明著、曹建国、张玖青注说．国语·晋语[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京：中华书局．2000．[22]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M]．郑州：河南人[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民出版社．1959．[10](明)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3](美)凡勃伦(Veblen，T．)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2008．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I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一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馆．1964．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4]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点．曝书亭全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2009．[12](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责任编辑张吉兵州学案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