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赏析

《师说》赏析老年大学祖铨一、作者简介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他在政治上，韩愈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思想上，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教育上，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史学上，唐时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于是“累朝有诏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此文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有关他的传说很多，比如： 1、叩齿庵。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2、设水布。古时候，潮州韩江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患上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索性光着膀子，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服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身裸体，就告到官府。官府交涉过后，放排工只好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听闻这件事后，他跑到江边实地查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韩愈认为放排工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容易得病。在回衙后，他便让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肘，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能遮羞就好了。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3、过马牵山。韩愈到任潮州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竹竿山”。4、驱逐鳄鱼。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时，当时潮州有一条江，江中有很多吃人的鳄鱼，成为当地一害，许多过江的人都被它们吃了。一天，又有一个百姓遇害了。韩愈忧心忡忡：鳄鱼不除，必定后患无穷。于是韩愈下令准备祭品，决定亲自去江边设坛祭鳄。韩愈摆好祭品后，对着江水大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来这里做官，为的是能造福一方百姓。你们却在这里兴风作浪，现在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时间可以宽限到五天，甚至七天。如果七天还不走，绝对严处。”从此，潮州再也没有发生过鳄鱼吃人的事情了。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这条大江则被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5、退之投书。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韩愈曾与客人共登华山，到达山巅后，发现四周险峻异常，估计没有办法迈步。在惊恐万分的情况写下遗书，发狂大哭。华山所在的华阴县县令想尽办法，才将其救下。后来，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后人又于旁题刻“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词家赵文备百岁笑韩处”。以后清代李柏登山至此，面对一哭一笑，又表现出另一种心态，并做诗云：“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老笑，一苦一笑传二妙。李柏不笑也不哭，独立岭上但长啸。后人对韩愈评价颇多，比如苏轼：①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②子美（杜甫）之诗，退之之文，鲁公（颜真卿）之书，皆集大成者也。[③唐之古文，自韩愈始。[④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白居易：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 乾隆帝：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毛泽东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白居易在他的《思旧》诗中写道：“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病逝，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二、作品原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三、译文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四、创作背景《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 ，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韩愈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中的“师”有其独特含义，它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在唐代的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写《师说》的这一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一段话中看出：“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韩愈反对“士大夫之族”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即师所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五、作品鉴赏《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议论文，有着卓越的见解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本篇议论文中，作者运用流利畅达的笔触，通过反复论辩，申明了为师的性质与作用，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此文是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借此抨击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鲜明的针砭时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文章体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推动了乐于从师善于学习的社会风气。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在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可以为官。因此，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尊“家法”而鄙师的心理。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并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且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第1段，此文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讽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随即紧扣“解惑”二字，以“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点出不从师的危害，从而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直接指向了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具有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和辩证思想，并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第2段． 以感慨发端，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作者首先慨叹师道不传，指出师道不传的危害，这一层承接上文从师的标准，并领起下文对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的批判。接着运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教之”，自己却不愿甚至耻于从师作对比，则指出“今之众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比较，揭示了尊卑贵贱和智力高下成反比的奇怪现象，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第3段，作者以孔子从师的范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之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既是对前文有关从师学习态度的申述，也是对师生关系、师道关系的新的概括。这一思想将师生之间的那条人为的固定界限取消了，并对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4段，以“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并说明了写作本文的缘由。继第三段引“古之圣人”孔子从师的范例之后，作者以李蟠作为当时后生晚辈从师求学的范例，对李蟠加以勉励，对当时求学的人则是一种号召。本段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是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这一段与第3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的重要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文章思想，《师说》不仅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阶层“耻学于师”的陋习，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一、老师的职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该句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受业解惑”，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意味着不仅“童子”要从师学习，所有志于学问的成年人都要从师学习。二、从师学习的必要：“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感也，终不解矣。”——此句否定了“生而知之”，明确“学而后知”，严正批驳了“士大夫之族”所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具有积极意义。三、择师原则：“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两句针砭了当时上层社会只看门弟高低，而不重真才实学的恶劣风气，提出了全新的择师观念：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师说》中提出的这些思想把师的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平等化了，打破了师法或家法的保守壁垒。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六、语句赏析1、"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2、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3、“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师的职能作出了理论论证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实论证之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结尾，化繁为简，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七、艺术特色论证方法1、下定义、作结论。《师说》一文概念明晰，论证严密。如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定义了老师的职责。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3] 2、对比论证。第二段中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组对比。第一，将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的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悟。通过双方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从而揭示了“士大夫之族”不从师学习的违背常理，批判了不从师的社会风尚，而作者的观点也不言自明了。3、引用论证。引用是论说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本文第三段，作者举出古人从师的例子，并引述了孔子的言行来进一步阐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就比前文笼统地说“古之圣人”更加切实可信，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在引用论证中，述事引言简洁明快，表现出作者非凡的语言功力。语言特色1、排比、对偶句。韩愈的散文以气势磅礴、笔力雄放著称，这体现在多用排比和对偶句式上。他的这种风格，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和“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两种句式的运用，使文章形式整齐，气势飞动，增强了表现力。2、顶针句。顶针，又称顶真、连珠，即用上一句的结尾字，作下句的开头，首尾相连。本文多处运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以及“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种句式的运用，加强了句子之间的连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环环相扣，严密紧凑。3、丰富的语气表达。 丰富的语气表达，可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本文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如用“嗟乎”“呜呼”这样的语气词语加强感叹，用“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这样的摹状语句有声有色地描绘“士大夫之族”的神态，用“如是而已”这样的限止语句表示结论的无可置疑。文章的第二段，一连用了三组对比揭示“耻学于师”的不明智，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但语气却各不相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是感叹语气。这种错综变化的语句，使议论更生动，说理更深刻。写法综述《师说》一文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时人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却将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富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和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这篇文章同其它名篇一样，也反映出作者阶级局限性。他既肯定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强于“士大夫之族”，却又感叹道：“其可怪也欤！”此外，文章一概肯定了“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这实质上就否定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表现出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八、问题探究　　1．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应作怎样的理解？　　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2．本文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