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沈从文散文《箱子岩》的人事现象

略论沈从文散文《箱子岩》的人事现象摘　要: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内涵,就必须熟悉其作品。在小说中,沈从文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往往是包含在人物事件的描绘中;在散文中,沈从文却常常直抒胸臆,点明笔下人事的内在蕴涵。散文《箱子岩》悲哀于在压迫下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主体性的丧失,悲愤于民族灵魂溃烂而趋向衰败。窥视《箱子岩》尚未阐明的主题便是:民族精神的改造;对待人事的内在蕴涵便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关键词:沈从文;散文;箱子岩一《湘行散记》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叙事、写人、记闻为主,描写了常德沿沅江水溯流而上延绵千里的水流及各支流的乡村景物、人事。这些散文贯穿着与其小说一致的创作追求,即对各种生命形式的捕捉,并以小知识分子和湘西下层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把握。其作品为人们打开了一幅幅神秘空幽的山水画,也毫不遮掩地暴露出画面中的沧桑与黑暗。《箱子岩》便是辰河流域的一道这样的风景。 《箱子岩》记叙了沈从文相隔15年前后两次游览箱子岩的见闻。沈从文运用写人叙事的方法,通过平凡的划龙舟竞赛,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历史和未来,从纵向与横向,点面结合地刻画出故土故人的生活形象,其中有为之悲哀的集体群象———湘西村民,有为之愤恨的“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跛脚什长,也提到了寄予幻想的英雄人物———贺龙。也许提到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我们就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但我们也知道沈从文曾经否认其笔下的下层人民雄强与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之间的共通之处。他说:“我是试用不同方法学习用笔,并不有什么一定的主张。我因为底子差,自以为得踏踏实实的学习30年……。”当然这是一种谦虚或者是一种拘谨的说法,文学创作不一定非有明确主张,但独特的感受是一定有的。中国历来的作家一般同时是政治家,而沈从文一生远离政治,其结果导致作家终生精神上孤独落寞,甚而至于在其40多岁就被迫停止文学创作。但作为一个无党派作家,他对于生命,对于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其独立的思考,在他笔下有的是真善美,有的是对高昂着的生命力的呼唤。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也许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改造他的同乡村民,使其将划龙舟的狂热转移到一份新的生活竞争中,但是对于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于社会人生,他始终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不失为一位可爱可敬的作家。在这里笔者并非要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只是认为倘若沈从文政治上的朦胧性已为大家断言,那么笔者以为其道德的鲜明性是与之并存的。作家的道德是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及由人性派生的义利取舍,因此对于种种让他产生奇异乡情的脸子,作家分别表示了悲哀、愤恨和期望。在《箱子岩》中,作家并不是一味寻求15年前的那条辰河———那不过是刻舟求剑的梦幻而已,而是他从中已敏锐地觉察到家乡人民的麻木和堕性,并深切地呼唤重新来一股劲儿去改变现状,创造新的历史。二乡土情结一直是作家内心无法抗拒的永恒诱惑,那片生他、育他的沃土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作为“乡下人”,作家常常深深地回望这片悠悠故土,回望这故土上生生不息的原始生命的蓬勃旺盛和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泰然。辰河是作家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是辰河给了沈从文第二次生命。作家记忆中的辰河永远美丽如画:百米高的石壁被夕阳烘炙为五彩屏障,夹江高矗,河中三只朱红色的龙船如箭般穿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船上的青年桨手和两岸的助兴者与锣鼓声和鞭炮声,熔成一团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之火。即便是日头落尽云影无光时,那一片紫雾笼罩的温柔暮色里,且闻有小孩的哭声,妇人们的叫唤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这幅人物交织的热烈画面描绘得有声有色,透露出作家对故土不尽的眷恋和赞叹,赞叹这拥有悠久的先楚文化的沃土,赞叹这沃土上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赞叹这些生命惊人的忍受力。多少年来湘西人民经历了种种不幸,遭受了无数苦难,但是这个永不堕落,永不衰老的民族忍辱负重,以超人的生命力把命运的一切肆虐方式化为正常生命的一种基本形态,从而在他们自己的天空里支撑起一片长青的绿荫。在这片绿荫里,他们与古代遗迹同存,生活在一个不论时空不论贫富的独立天地。他们不悲不喜,不抗争也不逃避,泰然面对随时降临的灾难,以不变应万变,安分地过着小日子,既无豪言壮语,也无铺张扬厉,如同接受阳光和空气一样接受了一切的变与不变。那份超常的从容,仿佛发乎天籁与生俱来,让人惊讶、让人感动。究其源,这从容即是原始的生命热力,它来自于本土文化特有的传统,来自于长期受压迫的历史,来自于生存高于一切的人生信念。因之对比城市人的“缺乏生命力”、“懒惰”、“拘谨”、“小气”,湘西乡民的勃勃野气、勤奋、豪爽和朴实就成为作家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净土。对于阔别家乡多年的沈从文,这始终是他魂牵梦萦、挥之不去的家园所在。 但是对于这家园的回望不等于简单的怀旧思乡之愁绪,也不仅仅是对大自然的亲和。作为一位从都市归来的探亲者,作家自觉地意识到未经教化的原始生命的非理性化,并已觉察到这种非理性导致了民族的堕落及衰败的必然性。1934年的返乡之行扎扎实实毁坏了沈从文生命记忆中的精神家园,15年后的辰河已今非昔比:不是夕阳烘灸的五彩斑斓的峭壁,而是藤叶萎落瘦削斑驳的岩壁;不是来去如飞的彩船,而是搁在岸上贴有鸡血同鸡毛的渔船;不是那些鼓声中身缠红布的青年桨手,而是寒风里几个缩颈敛手的老渔婆。这些触目惊心的严峻的现实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现代文明”的侵袭使得昔日世外桃园般的湘西世界正处在风雨飘摇、濒临崩溃之中,作家心目中的净土也将荡然无存。这似是突如其来的变故,猛然搅动了作家平静的内心世界。作家割不断的乡土情结和神圣的责任感迫使他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湘西人民深深地忧虑着。这是一份怎样的无法释怀的担忧!一方面,家乡人民与生俱来的忍辱负重和发乎天籁的超常从容是那么使人刻骨铭心;另一方面家乡人民原始的未经教化的麻木堕性是那么令人悲哀。这些乡民像古代悬棺一样,不知今夕何夕,犹如其它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他们不以所受之辱为苦,不以所得之荣为幸,当然也就更不会意识到原始生命的无为会阻碍历史的发展前进,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败灭亡,还有什么比这种麻木与无动于衷的精神状态更令人伤感?对于这沉睡已久的古老故土,生于斯长于斯的沈从文惟有以悲愤悼之,以哀恨思之。然而时代毕竟是积极前进的,它的伟大就在于能淘汰一切负面力量,千年不变的盲目保守和顺从终究要被历史遗弃。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作家所哀的就是这种亘古不变而导致的民族的落后与衰败,所痛的却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古朴的人文精神的丧失。 “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0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做人时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题记》),这正是“现代文明”伴随而至的人性堕落。《箱子岩》中的跛脚什长自然是这种堕落的典型代表。这位动荡局势的投机者,原本是打鱼人的儿子,因同共产党打仗蹶了一只脚,于是得了伤兵抚恤费回到家乡。他打着伤兵的招牌,以什长的名义作起鸦片生意而发起国难财来。作家运用各种描写手段和插叙勾勒出了一个满口粗言秽语、满身油气和铜臭的兵油子形象———跛脚什长。如果说他贩卖的鸦片极大地摧毁了乡村居民的身体,那么他的铜臭与油气则严重腐蚀了乡村居民的灵魂。然而对于年青的跛脚什长,作家的心态并不那么单一,换言之并非全盘否定,其中有鄙夷厌恶,也有惋惜遗憾,有痛心疾首,也有恨其不争。笔者认为,沈从文1934年的返乡之行很大程度上丢掉了他的湘西牧歌和梦幻的美感,但是那份结集着快乐与忧患的浓浓乡愁始终弥漫在作家心头,在这里没有阶级性质,只有人性和义利取舍。跛脚什长并不属上层阶级,他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一个15年前在几只小渔船上欢乐跳蹦的儿童,仍然是湘西民族的一份子。他与所有湘西人民一样生活在未经教化的原始土地上,同样承受着一切异己的力量,被拉去打仗而致残,也不管是打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同样是在命运的重压下丧失了人的生命的主体性,且同样有着令人惊讶的生命力,同样只为生存而生存。但不同的是“这小子看事有眼睛,做事有魄力”,“吃喝玩乐发财走好运”,因此而受到他的同乡们恭维。跛脚什长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是原始的混沌生命面临“文明”所体现的茫然失措。他们一方面无法抛弃千年不易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又无奈于被历史遗弃的危险性,因而诞生了跛脚什长似的“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的综合体,未变的是惰性麻木,已变的是惟利惟实。其实,跛脚什长也不过是偶然得到一次发财走运的机会。倘若他没有去打仗,在战争中两腿没有致残,那么这个年青汉子也许如其他乡民一样,只能羡慕他人的发财;倘若他在战争中阵亡,那么他也不过是如同某种生命物质一样只能自生自灭罢了。作家这种人生无常的忧患,体现在跛脚什长身上时,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对他钟爱的那个湘西社会即将灭亡的理性的悲愤。这悲愤源自于跛脚什长对“现代文明”的趋利主义,源自于农村朴素人情美的丧失,源自于民族精神的沦落,源自于作家精神家园的迷失。但作家的目的始终是在这些混沌的人生形态中发掘其中蕴藏的精神宝藏,而非仅仅暴露社会变动的沧桑落后。也许湘西土匪不乏梁山好汉,也许跛脚什长只是一个可以用药治好的痈疽,也许作家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肉的渗透,也许作为局外人我们真的无法懂得这个民族、无法懂得沈从文。但是我们一定能看出作家淡泊如水中复杂的情感激流:是对跛脚什长兵油子习性的厌恶鄙夷,也是对他作为战争牺牲品的惋惜遗憾;是对他腐蚀乡民的痛心疾首,也是对他作为渔民后代的失望愤恨。同时我们也一定能悟出作家思想的倾向性,即在本土文化的朴素人情美和所谓“现代文明”的趋利主义之间,作家仍作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三沈从文的作品常常表现出一种朦胧的忧虑,作家的隐忧来自于作家对湘西社会演变和现实人生思辩的历史观照。这就是沈从文谈及的“乡土悲悯感”,正是这种悲悯使得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寄寓了难以言传的忧虑感。作家眼中的故乡辰河固然美丽如画,但作为湘西的辰河更多的是神秘、古典、空幽:那夕阳下的五彩屏障、朱红线条的龙船、头腰皆缠红布的青年桨手、紫雾笼罩的河面,尤其是那百米高石罅隙间无数巨大横梁上搁着的暗红色古代悬棺,给人一种幽然不尽的历史感———悲壮、凝重、苍凉———几千年来无数人和物都目睹了辰河流域的一切来来往往和生生死死。如果说紫色意味着美丽的忧郁伤感,红色就是沉重的沧桑和悲壮的象征。从这份忧郁沧桑中我们看到了跛脚什长和湘西乡民命运的必然性和悲剧性,毕竟作家的忧患和悲悯是植根于少数民族长期被压迫的命运。我们理解了作家的隐忧的历史感,就不难理解作家对跛脚什长的恨其不争。 也许作家的人生无常的预感和乡土悲悯感,使其作品缺乏鲁迅那种能震撼全部灵魂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这位言必自称“乡下人”的作家已经从乡下走出来了,已经敏感地认识到湘西乡村的落后保守,并以全新的开放性眼光观察和体验外部世界与本民族在现实中的存在。“乡下人”立足于自己的信仰,深切地呼唤着生命中的划龙舟精神,呼唤着人性美的回归。更为可贵的是,作家的思想道德回应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的发展。因此,他尝试着为那些“患生硬性痈疽的人”开出药方,还为人们指出一条捷径,即像贺龙一样去改写和创造历史,建设一个崭新的湘西世界。这是作家的道德观和使命感所使然,换言之,我们可将其理解为民族精神的一种改造。参考文献:[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2]刘洪涛.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3]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4).作者简介:易惠霞(196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商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究。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03期　第2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