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名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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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名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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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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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屈原列传(节选)》课文说明解题指导教学建议《屈原列传(节选)》课文说明这篇课文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先秦文献没有说到屈原,这篇传记第一次记下有关屈原的资料。屈原是战国时代的人,贾谊是西汉初期的人,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编在一起呢?明代陈仁锡《史记考》说:“屈贾俱被谤,俱工辞赋,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同传。”近代李景星《四史评议》进一步说:“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这两家的说法是很好的。这篇传记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为才人的身世遭遇鸣不平,抒发一种忠心耿耿,才干卓荦,而结果受打击、受压抑,报国无门,以至穷愁潦倒,抑郁而死的终天愤慨。屈原有才干,有远见,对楚国忠心耿耿,却一被楚怀王疏斥,再被顷襄王流放,直到怀石沉汨罗而死。贾谊是汉初最有才气、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但终未被重用,才能无从施展,终生郁郁不得志。司马迁也是品格高尚,才华横溢,竟因李陵一案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千古忠贤,途竟一辙。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指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自况《史记》之成,基于垢辱。他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又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含着热泪为屈原立传,抒情寄愤以浇胸中块垒。因此,这篇课文实际上是一篇夹叙夹议的人物评传,这是不同于《陈涉世家》《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地方。一层次结构这篇课文共12段,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至第3段),写屈原由见“任”而见“疏”。这部分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第1段),写屈原的身份、才识。以“王甚任之”总括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以“博”“强”“明”“娴”“图议”“接遇”“应对”点明信任的原因,也点明了下文上官大夫嫉妒的原因。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楚国的国君芈(mǐ)姓,熊氏,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邑,因以封邑为氏,所以说是“楚之同姓”。第二层(第2段),写上官大夫嫉贤进谗和怀王信谗,屈原被怀王疏远。“王怒而疏屈平”总括屈原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个不幸。与上文的“王甚任之”形成强烈对比,这一“任”一“疏”,见出楚王反复无常,践踏人才。上有昏君,下有佞臣,楚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可想而知。第三层(第3段),写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以及对《离骚》的高度评价。《离骚》是由怨愤产生的。“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是其外因;“穷”和“怨”是其内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穷”的具体内容。“穷”则“怨”,“怨”则“歌”,于是司马迁作出推断:“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里,把《离骚》与楚国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屈原的主观感受紧密地联系起来,表明写作《离骚》正是屈原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控诉。对《离骚》内容和形式的评价结合屈原的品德修养一起进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介绍屈原的志洁行廉是其“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的思想基础。《离骚》特别突出“志洁”这个特点,以污泥、浊秽、尘埃、滋垢喻邪恶,以美人香草喻高洁的志趣。面对种种邪恶,屈原矢志如一,出污泥而不染,保持高洁的品德。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赞扬屈原的这种高尚品德可“与日月争光”。第二部分(第4至第10段),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这部分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第4至第7段),写屈原被怀王罢黜后,怀王三次被秦所骗,最终客死于秦,突出屈原的个人遭遇与楚国命运息息相关。第二层(第8至第10段),写顷襄王昏愦,屈原见“迁”。这一层突出屈原遭放逐后还“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又一次为屈原作不平之鸣。第三部分(第11段),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这部分着重记叙了屈原与渔父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对话揭示出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清”者“醒”者必然是厄运。第二次对话突出屈原的高贵品质:宁愿葬身鱼腹,也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这部分形为记叙,实为议论,以转述人物对话代议论,既评屈原之志,也抒司马迁之情,从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突出屈原的观点。第四部分(末段),写屈原死后的影响。一是屈原创造的楚辞一体,作者后继有人,但都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谏;一是屈原死后,楚为秦所灭。综上所述,这篇课文通过写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相攸关,赞颂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正直的品德,处处流露出作者郁郁不平之气和“悲其志”的叹惋。二写作特点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记叙、议论、抒情三者紧密结合。作者在叙事的基础上展开议论,在议论部分又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如第一部分,叙述屈原遭嫉蒙谗受疏,创作《离骚》的情况后,对《离骚》发表议论,评价作品和作家,赞颂屈原的伟大人格和高洁志趣;第二部分,对怀王的昏愦直接进行了评价,予以强烈谴责,也间接赞颂了屈原的卓见远识;第三部分,采用寓议于叙的手法,显示屈原之死的深远影响。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一方面是他有强烈的感情要借题抒发;另一方面也是有关屈原本身的资料太少的缘故。 《屈原列传(节选)》解题指导一作者从解题、成因、内容、风格四方面介绍了《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话,是结合屈原的作品和人格说的,说明屈原的秀美文辞与高洁志行互相辉映,浑然一体。 二本题意在让学生了解屈原个人的遭遇同他的祖国息息相关。主要内容涉及课文第二部分。怀王三次被秦国欺骗,兵败地削,客死于秦,从此楚国元气大伤,最后被秦国消灭。几件大事可以概括为:①受骗绝齐;②兵败丹淅;③蓝田退兵;④复释张仪;⑤诸侯击楚;⑥赴秦身死;⑦为秦所灭。三本题内容涉及课文第三部分,目的使学生体会屈原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体会作者流露出来的那种愤慨惋惜之情。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人生哲学、两种不同的品格操守、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渔父认为对人生、对世事都不要太认真、太执著,最好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即篇中所谓的随流扬波、与世推移,至于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是大可不必的。屈原反对这种人生哲学,认为绝对不能随波逐流,绝对不能同流合污,宁可葬身鱼腹也要保持自己志洁行廉的人格。司马迁把渔父和屈原的观点两相比照,是对屈原人格的赞扬和景仰,其中也表露出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愤慨和对屈原同情惋惜之情。四本题意在让学生掌握课文中的通假字。1.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通“罹”。)2.人穷则反本(反,通“返”。)3.靡不毕见(见,通“现”。)4.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指,通“旨”。)5.屈平既绌(绌,通“黜”。)6.亡走赵,赵不内(内,通“纳”。)五略。教学建议本课用三课时教读。利用“阅读提示”,引导学生圈点勾画,运用“相关联系,相似比较”的方法,体会作者在记叙、议论中所寄寓的思想感情。历代名家评《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盖屈原获罪被放,司马亦获罪被刑,其获罪同,而所以获罪则不同,屈原宜怨,司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亲亲也,怨君蔽于谗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维持,而不见用,虽然,惟楚有材,他国多用之以成霸,三谏不听则去,原岂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职也,其眷眷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无何日甚一日,诸臣愚弄其君于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诸臣之愚弄,而不之悟,欲维持而不能,欲坐视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极,无所复之,安得不死?其辞曰,吾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证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终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君子谅其怨,悲其志矣。 若司马之怨,不过为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败降虏,为将之罪,莫大于是,天子诛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即陵之对苏武,亦言罪通于天,而不自讳,而司马则谆谆恳恳,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请,枉法而赦陵,褊之甚也。幸武帝宽大,不以为党恶,竟置诸族,止以为游说,而下于理。在司马自当省过认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请,而反罪之,又怨诸臣之媒孽陵而文致之。呜呼,既生降也,何用媒孽,降敌可赦,国法安用哉!故曰,司马之怨,不宜怨者也,乌得与屈大夫同日论哉!篇首叙受谗之故,作《骚》之由,文情斐亹,音节激越,中叙外欺内感,以致丧师失地,活画出一怀王,言少事该,比《国策》更为简练。篇末慨君终不悟,已不必生,悲愤淋漓,如怨如慕,鹃啼猿啸,听之泪下,忠臣至死,犹系心君国,所谓身死而心不死也,真善状屈子苦哀。通体以叙事夹议论,一唱三叹出之,声调超迈,亦是《国风》《小雅》之遗。(《读史管见》卷二《屈原列传》)——于慎行《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义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读史漫录》卷二)——陈三立太史公越周迄汉,而为《屈原贾生列传》,学者皆称取其怀忠迁放,并工为骚赋相类,与并世先后传老子、韩非,异世传扁鹊、仓公是其例,固宜有然者邪!吾意太史公盖以为七十子之后,周、汉相望,百余年之间,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贾生两人而已。其传屈原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其传贾生曰:“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屈原、贾生所为宪令仪法,不可得具知,要必追先王之意,去苟简之治,易敝通变,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有相为出入者。太史公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方痛世运之流而不返,生民之祸无终极,积久而愈烈,意非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出,不足扫除更张敝法,以复隆古而维后世,而于其所俯仰睥睨之名儒功臣既举,未可以语此者,于是旷世低徊,而独默许此两人,为之示其微尚所在而不恤,特与扁鹊、仓公同例。若曰医民疾者,周时独有扁鹊,汉时独有仓公;医国病者,亦独周屈原汉贾生耳。呜呼,彼宪令仪法二书者之不存,此太史公之所深痛,故独感慨悲吟于其辞赋,而如贾生陈政事之粗迹,转可以略而不具者也。若其《鲁仲连邹阳列传》,则已自明邹阳附鲁连之故无隐情,疑与此异云。(《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李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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