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茅盾的《子夜》

　　重读茅盾的《子夜》摘　要：文章从茅盾的代表作《子夜》的文本入手，分析都市空间、历史事件与虚构情景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其明喻性的叙事方式，社会批判的具体锋芒所指，对其作为“‘新形式’的历史小说”特色提出了新的阐释。关键词：都市空间；新形式的历史小说；现实主义　　本文所要讨论的《子夜》，是茅盾(1896—1981)于1931年至1932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写作期间，曾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交给《小说月报》、《文学月报》等杂志发表，全书由开明书店初版刊行。1954年茅盾曾对《子夜》做过修改删削，以后通行的多为这个修订本，但本文则主要依据开明版的初版本讨论。开明版初版的版权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933年4月，但作家本人曾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1933年2月初”[1]。这有很多证据。如在《鲁迅日记》1933年2月3日条下，记载了当天收到茅盾赠送的“《子夜》一本”。而瞿秋白评论《子夜》的文章，则在1933年3月12日就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曾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2]。此后，虽然《子夜》也曾遭到国民党书刊审查机构的查禁，但始终畅销不衰。而在新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子夜》更是占据重要地位，甚至被视为现代小说创作的典范。历史似乎真的证明了瞿秋白的预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有研究者对“子夜模式”进行反省，对茅盾创作《子夜》的方式进行质疑。这些质疑性意见虽然招致很多批评，但随后的“讨论”太多拘泥于对《子夜》地位的评定，严格地说并没有促进《子夜》研究的深入，甚至导致《子夜》研究的冷落。倒是在近些年来兴起的都市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在关于上海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子夜》常常被提及，但也只是作为一个参照，这是颇让人感到不能满足的。在现实都市与虚构的文本之间1933年《子夜》问世的时候，一些批评家已经指出这部小说“大规模地描写中国都市生活”的特点①。这自然首先和作家本人的都市生活经验有关。从1916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到1937年底因上海沦陷而南下投身抗战文学活动，茅盾在上海几乎生活、工作了二十年。第一个十年，他主要以理论批评和文学翻译活跃在文坛，第二个十年，则以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为左翼文学的重镇。开始，上海还只是在茅盾的作品中偶然显露一下(如《虹》)，但到了《子夜》，这座城市则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主要叙事内容。《子夜》开篇描叙的“天堂般五月” 里的上海黄昏风情，仿佛给整部小说涂抹了一层底色，而随后登场的“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笼汽车”所经过的路线：沿北苏州路，过外白渡桥，穿过南京路和河南路的交叉口，穿过西藏路，进入平坦的静安寺路……，则都是实有的地名。如果你手里有三十年代的上海旧地图，完全可以按图索骥。当然，如果那地图附带了一些相关的说明就更好，那样，你就会清楚，吴荪甫迎接吴老太爷的这条路线，正好在“现代上海城市的核心”租界区域之内[3]，并且，又是金融和商业机构密集的地带，映入吴老太爷眼帘的五光十色，并非幻觉，而是有现实依据的。由此，你也会体味到，小说写到吴荪甫们的汽车“在平坦的静安寺路开足了速率”行驶时，提到“路旁隐在绿荫里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连排似的扑过来，”也并非随意拈来的闲笔。这些洋房，就是一般所说的花园住宅。具有关资料介绍，上海的花园住宅，早期居住者多为外国人，且多在外滩英国领事馆附近，后随着租界的扩张而向南京路、静安寺路等地扩展，尤其是“1927年以后，由于市场一度出现对高级住宅的需求，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花园住宅应运而生”[4](P168-169)居住其中者，富有的中国人比率大大增多。《子夜》第一章写吴荪甫驶在静安寺路上的汽车向左转入一条“浓荫夹道的横马路”，然后开进了“一所大洋房”。显然，这位“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的住宅就在这一地带。把现实都市里实有的地名写进小说，是《子夜》的一个特点。这当然算不上新鲜，一些茅盾熟悉的著名作家，如狄更斯写伦敦，雨果、左拉等人写巴黎，都用过类似手法。但这些地名对我们解读小说却不无意义，它们处于现实都市和虚构文本的交叉点上，是沟通二者的纽带和桥梁。勾勒《子夜》里写到的地理形势，再参照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空间，我们可以了解茅盾把握这座现代大都市的基本姿态和方式，以及他把现实都市转换为语言文本时的关注重心。《子夜》共十九章，除第四章外，书中人物的活动场景大都在上海展开。从黄浦外滩到南京路，从租界内的高级洋房到闸北的丝厂《，子夜》的取景，没有局促在一街一巷，而是着眼于大规模大跨度展开的都市空间。但《子夜》绝少细致地展开都市风景，许多街巷道路的名字只是一掠而过。茅盾似乎没有雨果那种在小说里为一座城市绘制一幅鸟瞰图的兴致②，也不像同时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家们那样，热衷于在大马路的街面、跑马厅的屋顶或百货公司的橱窗里发掘诗情。如小说第九章情节展开的地点在南京路，本是最集中地体现上海都市风貌的繁华商业街，游乐场、大饭店鳞次栉比，但在《子夜》里至多只是闪现一下名字(如跑马厅和三大百货公司等)，并没有得到具体描写。 但这恰恰可能是茅盾的自觉追求。《子夜》问世不久，茅盾曾撰《都市文学》一文，对当时一些以“消费和享乐”为“主要色调”的“都市文学”表示不满，希望作家能够有意识地从“生产的方面”表现都市的畸形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没落，描写“在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5]。他注重的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风俗画面，诸如资本家的客厅，机器轰鸣的工厂，喧闹嘈杂的交易所，而非静止的街市风景。《子夜》里出现的上海地名，多为一闪即逝的空洞符号，应该是出自于茅盾有意识的安排。而当某些地点被拿来作为人物命运和情节转换的某种暗示的时候，也就会被赋予比较具体的描绘。如开篇那段颇为有名的苏州河两岸的暮色风情，显然是小说主题和主人公命运的一种隐喻③。同样的场所后来在第十一章又出现过一次，不过已经不是软风拂面的五月傍晚，而是夏季第一场台风袭击上海之时，“外滩一带，狂风怒吼。夜来黄浦涨潮的时候，水仗风势，竟爬上了码头。此刻虽已退了，黄浦里的浪头却还有声有势。”而这正当金融资本家赵伯韬图谋从背后扼住吴荪甫、吴经营的丝厂里工潮一触即发的时刻，其对应关系不言而喻。类似的环境和人物情绪、心境、命运的对应性描写，在《子夜》里很多，并且，对应的方式大都比较直接、明显，没有采取隐晦曲折的象征(Symbolic)方式。在以往的《子夜》研究中，曾有不止一个学者谈到这部作品中的象征手法，但却都没有对其象征结构、层次做细致的辨析。事实上，《子夜》的这类手法，严格说基本还处于比喻(allegory)的层面。在《子夜》里，这种比喻式的表现并不限于空间景致的描写，甚至可以说是贯注全书的一种写作原则。如第一章写吴老太爷受上海五光十色景象的刺激中风而死，就是一个大的比喻，一则讽喻性寓言④，小说又特意安排诗人范博文发表一通所谓封建僵尸来到现代大都市不能不风化的议论，把寓言隐含的意义挑明，使暗喻变成了明喻。喻体和所指涉的内容的直接对应性，或者说明喻性的原则，导致了《子夜》在整体结构上的求大求全。据茅盾自己说，他最初的构想，就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几个人物或几个故事，而是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使一九三○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6]。追求宏大叙事方式，而又使用一一对应的比喻手法，自然只能写得“大”而“全”，既要写都市，又写农村，甚至还计划写到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后因所欲展现的社会场面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作为左翼作家的茅盾“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 ，才不得不一再缩小规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把小说的主要活动场景收缩到吴荪甫的公馆，把矛盾冲突尽量集中到吴荪甫身上，借事喻意，以小见大。但原来那种贪大的企图的痕迹都留在了小说的文本里。如第四章写的双桥镇暴动，再如关于裕华丝厂工人罢工运动的描写(第十三、十四、十五章)，几乎都是有头无尾。瞿秋白在《读》中说：“《子夜》的收笔，我老是觉得太突然，”认为应该“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⑤。由此可见，以明喻的方式，表现宏大的叙事，并不只是茅盾个人的追求，而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普遍要求。“新形式”的历史小说简要概括地说《，子夜》正面展开的是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奋斗、发达、失败的悲剧。这位曾经游历欧美、精明强干并具有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工业巨子，有一个发展实业、建立强大工业王国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雄心勃勃的拼搏，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甚至一气兼并了八个工厂，成为同业的领袖。但是，在公债交易市场上，他受到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压；双桥镇的农民暴动，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苦心经营的丝厂工潮迭起，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又因为产品滞销而成为箍在身上的“湿布衫”。三条战线，条条不顺利，“到处全是地雷”。最后终因在公债市场和赵伯韬的角逐失败而破产。吴荪甫的悲剧，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却被镶嵌在1930年的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时间里。并且，这两个月内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国民党内反蒋介石势力筹划的“北方扩大会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湘赣的军事行动等，也都被写进了作品。特别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几乎贯穿了《子夜》始终。《子夜》写作之前，茅盾曾系统研究过西方近代小说的历史和写作技术，其中讨论到小说的故事时间。相对于那种隐没故事时间的作品，他特别指出，“至于标明发生在何年何代的历史小说，那就有了确定的范围，丝毫不能移动了。在这里，应该实践他的宣言，把正确的时代情形写出来”[7]。这虽然说的是历史小说，但应该也适用于《子夜》。按照茅盾的看法，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把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次要角色侧面描写，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角色重笔刻画，应该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历史小说”，并且，这种历史小说，在表现时代内涵上远比那些演义历史的作品深刻[8]。《子夜》虽然没有把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刻画，但一九三○年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欠缺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新形式’的历史小说”。只不过因为是当代刚刚发生的事件，而《子夜》又以现在进行时态叙述，所以不易让人产生距离感。 《子夜》文本里的故事时间是1930年5月—7月，而茅盾最初动笔写作大概在1931年初，相隔不到半年，茅盾真的如捷克学者普实克所说，在“现实成为历史之前”就敏捷地把握住了它。但写作时辍时续，到1932年12月完稿，距小说的故事时间就有两年多了。注意到这个时间距离很必要，因为这两年多来，中国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战争等大事件，当然都引起茅盾的关注，但都未能让他产生改变《子夜》故事时间的念头。普实克曾说：茅盾即使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吸引他的也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那些历史事件所具有的能够说明当代某些倾向的价值”[9]。那么，茅盾坚持把《子夜》的故事时间框定在1930年，是为了说明他所处的“当代”的什么倾向呢?如前所述，《子夜》故事时间里发生的核心事件是“中原大战”。这场战争，是蒋介石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在南京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阀势力矛盾冲突的产物，战场波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陕西等广大区域，双方动用军队150余万人，是蒋政权建立之后遇到的最大危机。战争于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一方胜利而告结束，从此南京政府统治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渐次复苏，似乎中国资产阶级将要进入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候，茅盾通过小说展现“中原大战”背景下资产阶级的悲剧故事，无疑具有政治讽喻的用意，暗示蒋政权不仅不会给中国资产阶级带来光明前景，其自身也面临不可回避的危机。若干年后，作家解释《子夜》何以拟名为《夕阳》时直接道出了政治批判意图。他说：那是“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期，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了，是‘近黄昏’了”[10]。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小说中，会让吴荪甫站在北方军阀势力一边，这样表达对时局发展的态度：“他是盼望民主政治真正实现，所以也盼望‘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赶快沿津浦线到济南，达到徐州，”也就是希望以汪精卫为政治代表的北方军阀势力获胜。小说主人公的想法，当然不等同于作家本人的判断，茅盾当然不会把汪、冯、阎和桂、张势力看作是“民主政治”，但在军阀矛盾中，他批判的主要锋芒是指向了蒋介石政权，应该是很明显的。以往的研究者多称赞《子夜》用“社会科学”观点分析社会的力度，甚至由此把《子夜》命名为“社会分析小说”，其实，还应该进一步分析茅盾进行“社会分析”的立场，至少，他没有简单从“社会发展”的观点评判当时的时代，所以才在小说中发出强烈的批判声音。毋宁说《，子夜》首先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重释“铁军” 基于以上的认识，在此有必要提起对《子夜》第10章一个细节的理解问题。这一章写到益中公司经理唐云山向吴荪甫报告当时的战局，吴颇感震惊，“咬着牙齿嘎声问道：‘这是外面的消息呢，还是内部的?’早上听你说，铁军是向赣边开拔的，可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印刷本为此段话中提到的“铁军”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