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林外史》的讽世心态

试论《儒林外史》的讽世心态-大学语文论文试论《儒林外史》的讽世心态罗青青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深广的现实内容和独特的讽刺艺术魅力。吴敬梓一生经历坎坷，科场不顺，于是将自己的身世感慨寄寓于书中，从广泛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立场出发，结合自己的遭际，以悲愤的心态创作出了《儒林外史》。同时又把自己对儒士的同情、对势利之风的批判及文人末路的悲哀熔铸其中，成就了这样一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巨著。关键词：《儒林外史》讽世心态儒士多艰势利风气理想失落《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先生倾尽一生的心血写就的，他将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和体验灌注于书中，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结合吴敬梓先生的生平经历，综观全书，我们似乎能看到作者眼中的泪。他深切同情文人，辛辣批判八股文。他愤恨势利之风，因为势利使得人性扭曲，使读书人的志向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泰伯祠的倒塌喻示着礼崩乐坏，世风无法挽回，世人已进入困境。因此，吴敬梓满怀悲愤而作《儒林外史》。一、悲儒士之多艰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形成了以”仁”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学派。所谓儒士，最早指的是崇奉儒家学说的人，汉以后亦泛指读书人、学者，吴敬梓由自己的亲身经历想到了当代儒士的悲酸，因而饱含同情地刻画了一批深受八股毒害的儒士。 （一）腐儒之可悲可叹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一批八股科举哺育的无智腐儒，揭示了八股制艺对文人精神的毒害，从而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对世人思想的控制。自《儒林外史》诞生以来，研究者络绎不绝，对周进和范进二人的态度也不一样。有人认为吴敬梓极力讽刺周范二人，也有人认为吴敬梓对周进和范进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笔者认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是深深同情周范二人的，虽写了二人的迂腐，但是作者把原因归结于禁锢人思想的八股制艺。周进考到六十多岁，却还是个童生，因而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被人瞧不起。在第二回中，吴敬梓含着泪，写出了这个老童生的困顿和心酸。周进第一次出场，吴敬梓三言两语便刻画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童生：“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1]（P11）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年得意的新秀才梅玖。人格扭曲的梅玖就凭借自己这顶“新方巾”极力挖苦周进。然而，周进却没有任何反应，对这一切逆来顺受，在他的思想观念里，科举等级是乱不得的。由此可见文人思想被毒害之深。前面，吴敬梓先生以悲戚的笔调写周进受到的压抑和屈辱，为后文蓄势。当周进看见两块号板时，心中的悲戚得到引发，他“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1]（P15）。可见周进心中极度苦闷。不久之后，周进终于是“竟得高悬月旦”了。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周进恶劣的生活环境，暗示出周进的身心是受举业的毒害。 范进中举，让人在大笑中体味苦涩，李汉秋先生评此是“笑的多重奏”[2]（P8），吴敬梓以诙谐而悲凉的笔调叙述范进中举的整个过程。范进得知中举后“噫！好！我中了！”欢喜疯了，胡屠户一个嘴巴打将去才好，多么讽刺。范进考了二十几次，次次失望。当他得知高中后，几十年的悲辛一下子爆发，喜极而疯。在描绘喜剧性形象时，揭示出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透过喜剧性的外部效果，挖掘到深植的性格内涵和社会外因，从而使喜剧性和悲剧性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热泪。[3]（P166）吴敬梓先生用喜剧的方式写悲痛，更深层次地突出八股制艺对儒士身心的折磨和毒害。在吴敬梓的笔下，马二先生是始终相信八股举业的腐儒。他笃信举业，一出场就说：“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1]（P91）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4]（P157）。马二先生的话精辟地指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指导作用。他把举业放在了最高的位置，因而，他劝匡超人回家侍奉父母的同时，要始终将举业放在心上。此外，作者精心描绘了马二先生游西湖的场景，“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然而他的思想已经被禁锢，看不到西湖的美景，搜肠刮肚也只能想出举业必读之书《中庸》里“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1]（P100）第二回卧评周进“周进乃一老腐迂儒，观其胸中，只知吃观音斋、念念王举人的墨卷，则此外一无所有可知矣”。马二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吴山，马二先生“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然而在西湖沿上“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由此可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束缚着马二先生的人性。 吴敬梓赞许他忠厚诚笃的君子风，而嘲讽他愚昧朽拙的迂腐气。正如傅继馥先生所说：“它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巨大深重的厄运笼罩着一代文人：他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智能被破坏了，道德被腐蚀了；却仍然保留着一些令人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质。”[5]无论是周、范二人还是马二先生，思想都被禁锢了，可还是善良正直的人，不失儒家的仁义之风。（二）八股制艺之可鄙吴敬梓既刻画了周、范这样的腐儒，马二先生这样的迂儒，也写了一系列的科场上的不公现象。然而，作者并非批判科举制度，而是在悲悯的创作心态下，开始尝试探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并将矛头指向八股制艺。鲁迅先生云：“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雠，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4]（P156）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日益完善，与此同时，科考舞弊现象也屡增不减。但是，统治者也的确通过科考选拔了大量的人才。可悲的是明代成化年间始用八股取士，清代统治者也沿用此法，以此禁锢世人思想，达到统治者笼络人才的目的。然而，个体不再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维，出现一大批迂腐气十足的文人。吴敬梓借此辛辣地批判了八股取士制度。可以说《儒林外史》对儒家意识形态、文人风气和官僚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做出了广泛的抨击。[6]（P11） 作家总是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的感受和感情，吴敬梓也不例外。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接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少年时便埋首四书五经，十八岁进了学成为秀才，此后却屡试不第。二十九岁时又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酒后热语諵諵”，没被录取。他得知后便去向当道“匍匐乞收”，才得以获得第一名。然而，在后来的乡试却又是名落孙山。他在《减字木兰花》中云：“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毷氉声”[7]（P123），叙述了自己落第的遭遇。“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守株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7]（P123），道出自己仅为秀才的苦闷。同时，也表露出他并未能忘怀科第功名，仍然对“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念念不忘。[8]（P36）后来，他移居南京，结交了一批文士，终日与他们为朋。其实吴敬梓内心深处仍然未忘怀科第功名，因为，在乾隆元年，吴敬梓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通过学院、扶院、督院三级考试，而后来由于“消渴”病再次发作，未能参加廷试。许多人认为吴敬梓是因为反对功名富贵而辞试。其实不然，若他真的无心功名，他又何必参加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呢？也许，吴敬梓不参加廷试是因为怕考不上。因为在他之前，其好友程延祚参加廷试，未被录取。且雍正乾隆年间，征辟已成为封建统治者为展现自己之仁德，以及对人才的渴求而导演的一场戏。吴敬梓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参加。其次，其父吴霖起因为人方正而不容于官场。吴敬梓看清了官场的浑浊黑暗，对科举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就不如之前那么热衷于科举功名了。从吴敬梓的经历及思想来看，他是同情受八股毒害的文人的，对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们的遭遇感到悲戚叹惋。这无疑也是为他自己的遭遇而悲戚叹惋，更为天下文人在八股制艺下的多艰命运而悲戚叹惋。二、愤“势利”之风猖獗作者虽以悲悯之心刻画了众多受八股制艺毒害的文士，但其更以辛辣的笔触批判了势利之风。闲序中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7]（P254），而在卧评第一回“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7]（P255）。历代评论家认为小说的目的在于批评“功名富贵”。在科举时代，“功名”常用来指科举及第和通过科举取得官职 。“富贵”则是“富且贵”。“功名富贵”的核心是做官，因为做了官，权势和钱财就会随之而来，当然也就又贵又富了。然而纵观全书，并非所有的人都奔着功名，如胡屠户、薛家集里的和尚，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是富且贵而已，依附于富贵者，唯富贵者马首是瞻。因而与其说是批判富贵功名，不如说是作者对势利之风的愤恨。（一）势利之相吴敬梓先生刻画了许多势利之人，其中有小市民、假道学，也有士人。小市民中的典型是胡屠户。范进中举前，他极尽所能地奚落范进，中举后则极尽谄媚之能事。通过前倨后恭的鲜明对比，吴敬梓将胡屠户的奴颜媚骨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果说范进的悲喜剧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八股制艺造成的，那么胡屠户的奴颜媚骨则是由当时的势利之风熏陶而成，且其自身又显现着弥漫于空气中的势利之风。士人中的典型是梅玖。梅玖刚开始对“小友”周进，极尽挖苦之能事，当周进成为国子监司业后，却称周进为自己的老师，以求庇护自己，免了一顿打。见到周进的长生牌，还恭恭敬敬地拜几拜，其行为真是令人可鄙。假学道的代表是王德和王仁。为了银子，妹妹尚未断气便当着亲妹妹的面策划了扶正之事。当晚屋内外摆满酒席，王氏也在这喧嚣中断了气。冷热场面的对比，更突出了悲剧性。王德、王仁的虚伪势利便在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下显露无疑。作者极度愤恨这种势利之风。在第四十七回，写虞华轩捉弄势利小人成老爹，真是大快人心；又写杜少卿对王知县的雪中送炭，令人佩服。作者借这些人来与势利之徒作对比，以突出势利之风的可恨。 作者对势利之风的痛恨，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吴敬梓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辈显达，家门鼎盛，直至雍正元年，嗣父吴霖起去世，家道日趋衰落。在家产斗争中，吴敬梓看到了近亲劣绅贪婪残暴的本性，看出了宗法家庭的堕落，封建道德的沦丧以及人情世态的炎凉。因而他对各种势利和虚伪现象极为敏感。《儒林外史》的基本风格是含蓄的，而在小说的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作者却按捺不住自己的厌恶之情，直接痛斥五河县的势利之风：“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吴敬梓通过小说中余大先生的这句话，充分表明了自己那种厌恶和轻蔑的态度。[9]（P7）﹙二）势利之源作家创作总是与他的生活环境相联系的，我们从《儒林外史》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商人地位不断提高，许多人开始崇商，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世族的衰落，宗法制的松弛。这一点，吴敬梓在自身的生活中深有体会。吴敬梓是吴霖起的嗣子，在吴霖起去世后，“析产”问题爆发，“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当初那个“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7]（p118）的家族已不复存在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土豪劣绅严贡生不顾骨肉亲情，亲弟弟尸骨未寒，他便使用各种手段吞并亡弟的遗产。唐二棒椎中举后，“便丢了天属之亲，叔侄们就认起同年同门来”，可笑至极。吴敬梓认为这些人罔顾宗法感情，破坏了封建道德。人们心中没有了道德的规范和束缚，便抵制不住诱惑，成为令人可鄙的势利之徒。三、哀前路之渺茫 由于八股取士制度本身不完善，有很多缺陷。此外，聪明的人多了，也不利于统治。自然而然，统治者则只希望招收愚民。即便是“征辟”也不过是粉饰他们愚民政策的一种手段。满族统治者通过海案、哭庙案、科场案，以及大大小小的文字狱，给江浙的地主阶级，尤其是江浙的知识分子以沉重的打击。吴敬梓生活在江南，不得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站在时代思想的前列，他为文人的命运担忧。正如陈美林先生所说：“《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8]（P20）此外，顾鸣塘先生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完全摆脱了传奇性质，表现平常生活的小说，是一部展示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及深层士文化的小说。[10]（P1）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11]小说除了写周范二腐儒，马二、王玉辉等迂儒，王德、王仁等假道学来表现八股对文人的毒害，以及文路已衰。吴敬梓更是塑造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从而表现出前路之渺茫。吴敬梓小说第一回中便借王冕之口发出“一代文人有厄”的预言，厄运的承受者是士人们，吴敬梓对文人充满了深深的悲悯。“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是儒家至理名言。然而像杜少卿、庄绍光、虞搏士这样的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文人，都最终选择了避世，可见邦无道。由此可见文人的命运堪忧。迟衡山、杜少卿、庄绍光、虞搏士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想借泰伯祠，恢复“礼乐兵农”。泰伯祠的祭祀便成了真儒贤士拯救士风，挽救世运的一次努力。于是杜少卿、迟衡山和庄绍光等人共同筹建泰伯祠以兴礼乐。这也体现了吴敬梓的“救世之心”。然而，大祭之后，作者用一系列故事表明，儒林中贤人礼乐事业似乎已到了尽头。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观点出发撰写的讽刺小说。但是与历史小说所赞赏的儒家英雄主义不同，它的儒家夹杂着一丝对政府行为或社会改革之徒劳无益的沮丧。[6]（P11）贤人们就像流星般稍纵即逝，而“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那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那些揣合逢迎的考校。”[1]（P367） 由此可见，礼乐兵农已走到尽头，文人已陷入困境。通过描述泰伯祠之倒塌，礼乐兵农之不兴，吴敬梓对所谓的上层社会已失去了信心，将目光转向了底层社会。他刻画了四位生活在市井中的奇人：一个是在寺院里安身却会书法的季遐年，一个是卖纸筒却棋艺高超的王太，一个是开茶馆却画艺超群的盖宽，一个是做裁缝却又善于弹琴的荆元。他们各有本领，不附权贵，以“不在乎”的凛凛风姿甩开功名富贵，只求身心自在，似有杜少卿等人的遗风，但是何补于颓世呢？书中的市井之人，如胡屠户等都受势利之风的熏染，传统价值体系崩溃，虽有四大奇人，也无济于事。由此反观吴敬梓的心态，他添四客以述往思来，试图在市井中寻找良方，却最终无果。无论是儒林还是市井，礼乐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礼崩乐坏，我道不行，世人末路矣。吴敬梓悲悯受八股毒害的文人，愤恨攀权附贵的势利之风，哀叹文人前路之渺茫。他试图以儒家的礼乐文明拯救世风，最终却无果，世风已无法挽救，文人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归隐。因此，吴敬梓含悲愤而著《儒林外史》。注释：[1]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月版。[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3]胡益民，李汉秋：《清代小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5]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02期。 [6]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7]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陈美林：《吴敬梓与儒林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9]张国风：《儒林外史试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10]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版。[11]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罗青青山东曲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