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论文

《儒林外史》的喜剧艺术内容摘要：《儒林外史》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作者以含蓄蕴藉的笔词，在讽刺喜剧的氛围中，直逼悲剧性的社会本质，《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增强了讽刺效果。关键词：《儒林外史》；喜剧艺术；悲剧性《儒林外史》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它借明代历史写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通过描绘封建社会末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力地揭示了在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制约下，社会风气败坏和人心的丑恶，从而辛辣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部分本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的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由其在三十三篇《凊之讽刺小说》中称《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戚而能谐，婉而能讽”，“于是说部中乃是有足称讽刺之书”。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其中讽刺喜剧手法的表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学的喜剧，就在于它的喜，是和笑形影相随的鲁迅说得好：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因而喜剧表现着美对丑直接否定和揭露。《儒林外史》喜剧的表现方法具体有以下几种：其一，以美写丑的和以美写美的滑稽美。崇高与滑稽、美和丑，都是相联系而存在的。在吴敬梓的笔下。表现了滑稽美，也表现了滑稽丑；用艺术表现的滑稽美，肯定了正面人物的滑稽性，否定了反面人物的丑恶性。例如楔子里的王冕“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亲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杜少卿大醉后,携着娘子的手,在清凉山上走,这在当时世俗的人们看来,也是怪诞滑稽的行为。王冕和杜少卿的装束、行为,或者说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与常人的心理发生了矛盾,于是构成“滑稽”。这种“滑稽”有效地表现出王冕飘逸超然的意趣和内在人格的追求,起着衬托崇高的作用。“滑稽”也有另一面即滑稽丑。滑稽丑与崇高相对立,它所透露出来的种种可笑可恶的地方,恰恰就是讽刺的对象。这种滑稽因素的引入,给讽刺造成了喜剧气氛,使得讽刺有别于批判、抨击和揭露等直露性的方法。《儒林外史》创造了大量的“滑稽丑”。作者在进行“谑语诛之”的讽刺之时,十分注意在小说情节中引进滑稽丑的因素。如写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变化,严监生临终场面,张铁臂虚设人头宴,透公孙乱糟糟闹哄哄的喜筵,五河县方家节孝祠的闹剧,“名士们”三次风流高会等情节,以及杜慎卿、权勿用、牛浦、景兰江等乔装改扮、庸俗虚伪的人物,都有令人发噱的滑稽丑因素。其二，适度的夸张。夸张在讽刺艺术中有特殊的意义:它常把人物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行为与心理描写的基础，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细节对其加以夸大，达到淋漓尽致的讽刺效果。《儒林外史》出色地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上加以适度的夸张，以真实去合理地暴露丑恶，而不流于溢恶，以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年过花甲、屡试不第、受尽屈辱的周进，头撞贡院的号板，只伏着号板哭个不住，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三十多年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过着清贫苦寒的日子的范进在终成大事时竟喜极发疯;一生贫苦的范老太因突来的富贵而高兴过头，一时痰迷心窍，撒手人寰,家中有十多万银子，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羊成行的严监生竟然吝啬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儒林人士的各种夸张之态实乃不胜枚举。《儒林外史》的夸饰语言洗炼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贴切而自然。正是通过这种适度的夸张，生动的描绘出了人物的种种丑态，让人捧腹大笑之余更深感腐朽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 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的分类,讽刺是喜剧三范畴之一。可笑和可恶的讽刺对象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内容,是喜剧形式必然会采用的题材,讽刺文学必然带有喜剧气氛。而讽刺就是以特殊的笑来制造喜剧气氛并揭露社会现象的,它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以幽默而严肃的态度,撕破给人看。在小说里，有着许多可笑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最惹人发笑的片段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鲁迅用“悠而能谐”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艺术风貌。在小说里,有各种可笑又可叹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最惹人发笑的片断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吴敬梓送给读者的,不是轻率的戏谑和廉价的笑剧,而是这些貌似喜剧里面的悲剧涵义。周进和范进,前者考了几十年,连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感到绝望因而痛不欲生;后者是几十年的梦想突然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周进撞号板,实出于“梅之‘讥消无情,夏之勒逼实惠,王之凌人盛气”;范进喜疯,则是被那个骂他“现世宝”和“穷鬼”的环境逼出来的,都是那个不重斯文的社会所造成的。同时,他们的悲剧又是自己造成的。无论是悲极喜生,还是喜由悲来,追根溯源,都是功名之念太盛而致。周进和范进,只是书中大多数悲喜剧融合的人物中较为突出的两个例子而已。对其他讽刺对象,作者又何尝不在这方面用力?作者不仅对讽刺人物是如此,对别的讽刺事物也是如此。比如,针对五河县的讽刺场面,卧评就指出:“入节孝祠一段,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可以说,全书的大多数篇幅,都能从谑语间见出作者泪痕。由于吴敬梓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在喜剧的形式下挖出了悲剧性内容,因而更能增强讽刺效果。在整部小说中,读者的笑大多是沉重的,这是一种含泪的笑。何其芳先生说:“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2）这是对吴敬梓将悲喜剧因素成功地融合并贯串于讽刺之中的艺术才华的充分肯定。参考文献：[1]陈美林.《吴敬梓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3]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