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在拥挤的红学世界里,一场场的官司,一次次的论战给社会带来了连续性的虚闹,但在基本而重大的学术难题研究方面却没有大的突破。红学所面临的如此步履艰难的因境正是其潜在危机的表现。红学的危机不仅农现为考据派、评论派、索隐派之间的相互矛盾、排斥、攻讦以及三派内部的小派别之争、研究者之间普遍存在的“门户之见”,(这些只是外层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来S考据派、评论派、索隐派口身潜藏的理论方法的矛盾性。考据派(考证派)红学史上彩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是考证派红学。“考证派”主张“自传说”。“自传说”又分两派: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于此建立“自传说”的是胡适、周汝昌等;还有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自有人,古人有"吴梅村说”、"曹一士说”,近人有"抄写勤说”、'‘曹頫说”、'‘石兄说”、"洪昇说”等等。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Z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的著作《红楼梦考证》出版开始。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就竣稿了。在研究方法上,两者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根本不同点在于一•个为历史考证,一•个为文学考证。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棊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这一点,顾颉刚在《红楼梦辩》的序中讲得很清楚:“适Z先生常常冇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丿力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木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鹦的续书。”而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木、脂砚斋的批语、后卩q十回的续书与怦雪芹和《红楼梦》冇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辩真伪。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其知灼见,丁•版本、于脂批、丁•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份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樺。周汝昌先生的坚持己说,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他主张包括忖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丁•红学范围,置考证派红学丁-压倒-•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口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红学考证的范带I,胡适最早提出的作者、时间、版本三项,周汝昌加以具体化和理论化,确认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考证的主要对象。现在材料危机在曹学上农现得最为明显,版本学、脂学、探佚学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考证派红学家以红学考证的总义,一般都能做较客观的估计。胡适说他的考证只是做了一点扫晴障碍的工作。就研究红学的学术兴趣而言,考证家们可情有独钟,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火。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影响,都为◎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淸,使论证在现在材料基础上被逼得人大深入一步。在这以前,如果说红学考证处丁•不断展之中,并在1962年至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為峰上跌落下來,逐渐泄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文革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而遭到“革命”冇关。更主要还是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考证派自其诞生之口起就包蕴着三大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随着时间流逝,非但没冇克愈反口益突IP.To史料是考据的生命,冇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完全受材料左右和限制,而新史料的发现冇很人的偶然性,挖掘也冇其极限,特別是本世纪以來几经战火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史料之源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考证工作面临着僧多粥少,时常无米下锅的闲境。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研究势必陷入停顿。更令人担忧的是冇些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往往耐不住冷淸,渴望着新材料的突然降临,遂产生“材料恋”意识。一旦摸到些蛛丝马迹便萌生“很可能是真的”的心理定向。于是以假当真的事时常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古董商或因好奇而善弄恶作剧的人为了某种利益,故弄玄虛、以假乱真,把伪材料塞给红学界。正是这种’'材迷心窍”与“财迷心窍”的结合造成了红学研究的一场场闹剧,败坏了考据派的名誉。考据派以校勘、训诂、考证等治经学和史学之法研究小说,只能在考证作者、校定版木的有限范围内发挥其长。一旦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形象的世界,便不免捉襟露肘四处碰壁。道理很简单,史学的思维与艺术创作的思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作品中大盘虚构的故事情节很难用史料坐实。因此,用治史的考据方法,研究文学这一方法移植的木身就限制了自身的势力范围,暴踞出了这一派学术方法的局限。
研究问题的碎细和推证过程的繁琐是考据派的又一致命弱点。有关曹雪芹生平、创作的材料极为有限,只好在外围边缘作战,搜觅枝梢末节,史料搜集往往距有价值的核心区域愈走愈远,愈考愈细。如曹雪芹的祖籍已上推至十几代的祖宗,还冇继续溯而上Z的趋势,追到武阳——灵寿——徐州,直到闿操。即使这个问题弄淸楚了,对几I•代Z后的闿雪芹又冇何必然的联系?文学研究变为纯历史的研究,家谱的研究了。这种研究因愈来愈远离曹雪芹和《红楼梦》,故极易导致考证的繁顼,观点常常淹没丁-繁杂的材料堆中。同时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谁要拥有新史料,不管其价值大小,只要真实,便占有了名脊、地位。小材料作大文章、大著作,小材料成就大学问家的事不为鲜见。这无疑也诱导红学考证日趋碎细繁琐。研究方法的碎细繁琐往往形成研究者的学术目光狭小,见木不见林,防碍对已知材料作整体、系统的分析把握,不能高屋建飯地从全局观照局部细节,这样势必影响对具体史料辨别的真实、准确程度,因而,也难以发挥已冇史料的效率,造成宝贵史料的无形浪费。非但如此,考证派中愈来愈严重的门户之见,往往助长那种不顾客观实际,因人废言,因我立论的宝观主义倾向,从而在使用史料时,唯利是取,不利者则弃Z不顾。这种不良倾向严重影响了论证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客观性和科学性,造成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终无突破、空耗时仃的学术悲剧一•幕幕地重演。索隐派:这是“|日红学”中的一个流派,乂称“政治索隐派”或"索隐派红学”,所谓“索隐”,就是探索作品有没有什么隐喻暗指的史实。索隐派的手法是把《红楼梦》屮的故事硕说是隐喻丿力史上的真事,把《红楼梦》屮的人物则武断为彩射为某一历史上的真人。喜欢穿凿附会,用猗谜的方法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去比附、印证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从而评定《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此派主要的观点有“纳兰成徳家事”说、“晴吐祖玉輩小宛故窃”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代表性的著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枣实上《红楼梦》问I比后,就引来了纷纷猜测,甚至连封身处建统治阶级的乾隆帝也未能免俗,他就曾Illi解地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封建帝这么一说,士大夬就纷纷响应。他们宝观地推测,说《红楼梦》中的贾政是明珠,宝玉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成徳,宝钗是影射高詹人,妙玉是影射姜西溟。王梦阮、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则独树一帜,说贾宝玉是隐喻清世祖(顺治),林黛玉是隐喻董小宛。“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Z。盖尝闻Z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淸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和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輩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沼,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仟悔Z意深矣。……父老和传,言Z凿凿,虽不见于诸家载记,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情僧Z说,冇由來矣。”至于黛玉就是董小宛,他们的论证方法如下:“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Z意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姓千里草,黛玉姓双木林。……且黛玉Z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单木,均为梅字。小宛生平爱梅,庭屮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Z号,书屮凡言梅者,皆指宛也。”由此看出,所谓“索隐”,就是介乎似与不似Z间,冇理无理Z间。初看似无理,细思则冇些道理,再想则乂无理。索引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蔡元培则认为《红楼梦》是关乎政治的,他在《石头记索隐》写到:“《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英挚,书屮木事在吊明之亡,揭清Z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即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木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Z状况。”并赞同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看法。因为贾宝玉说过,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而“汉”是水旁,满人亦称“達達”,而“達”字起笙为"土”。蔡元培由自己的基木观点出发,进一步推论,认为“贾府即伪朝”(指清朝——引者):“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贾敬,伪朝之教育也(《书曰》敬敷五教)。贾赦,伪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妇氏尤(罪尤)。贸琏为户部,户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称琏二爷,其所学则财政也。李纨为礼部(李礼同音)。康熙朝礼制已仍汉旧,故李纨虽曾嫁贸珠,已为寡妇。其所居稻香村,稻与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坛也。”在蔡元培看來,书中少女都是影射当时的“名士”。如林黛玉影射朱竹喋垸,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等等。乂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乂说:“宝玉有爱红Z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烟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所处时代,及其知识结构,和我们今天大不相同。他的观点,我们现在看來,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知所云。除非我们下人功夫,把他所拥有的知识背景搞懂,才能对他的观点下一个总判断。像过去那样,完全站在胡适一边,不肯下一点功夫,对蔡元培这样的著作嘲笑几声,算是完事大吉,起码是不科学的态度。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则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他说,此书“原本为国变沧桑Z感,在曹雪芹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悲。隐然言之,绝非假托。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曹雪芹增删五次,是指清代“祟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书中之宝玉、黛玉,皇帝与后妃也。”''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后,由正福晋进位,后谱孝贤皇后Z富察氏也。”索隐派有时从书中的只言片语中,能看出些情节之外的某些“微言大义”,但有时求Z过深,反而不易为人理解。书屮的索材來源,是多渠道的,但索隐派不会表述,只好一会儿说一个人物是现实中的某某,在另一个地方乂说这个人物是现实中的另一人。读者H然如坠五里雾中。
从表面上看,索隐派也注意到《红楼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但他们不从作品木身去进行分析,而是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强拼便凑地把小说的情节和历史上的政治爭件相比附,甚至用猜字的的办法來进行排比。丝毫没冇对《红楼梦》做出正确地解释。因此此种研究方法没冇多大的学术前途。其所以没冇前途是山于这一派企图把作家想彖虚构的大量故事情节和潜意识活动历史化、具体化,将《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权贵人物、政治事件一一对号,似乎《红楼梦》完全是一部神密而真实的政治谜语大全,一部处处藏伏着微言大义的史书。况且乂无史料相佐,单凭历史与小说情节的某些相似之处便下判语,于是文学研究便沦为了主观性的猜谜。比附式的猎谜性的比附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不过,索隐派的很多论点与论述却是很具冇吸引人的。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用一个系统说明一个农而看亳不相干的另一个系统。比如占卜和星象就是川种种图象和天文来说明人事。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天文与人窃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也得不到一个证明说天文现彖与人事绝无联系。认为天文与人事冇联系的人冇人在,这种魅力是无法消除的。中医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种种状况也是无法证实的,但同样难于证伪。它是一种猜测,带冇心智游戏的性质,乂比游戏高出那么一点。我的另一位朋友张贤亮说人类不但有通感,而且有通知。力物有同理,你如果研究夭文学研究得很好,会有助于你研究人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电脑,它本來解决的是数字问题,但现在它可以用数频的方法显示形彖、色彩和声音。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索隐派很可笑,一方面乂觉得它能从文字符号当中探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意思來是可以允许的。只有一种情况很可怕,就是用索隐的方法入人于罪,当然曹雪芹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起码从幽默的角度來说,也应给索隐派一席Z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