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酷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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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中的酷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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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论《聊斋志异》中的酷吏形象摘要:《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酷吏形象,并描写了酷吏的种种恶劣行为。这里的酷吏是指那些任意用严刑酷法鱼肉百姓的官员和吏役。具体又分为三类:好色的酷吏、贪钱爱财的酷吏、昏庸无能的酷吏爱贪钱o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体又分为具有贪、色、昏特征的三种酷吏形象。蒲松龄把酷吏作为一个切入点,立足于为百姓代言,真实的揭露黑暗的现实,展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并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关键词:聊斋志异酷吏形象蒲松龄思想OntheCruelOfficialImagesofLiaozhaizhiyiAbstract:Liaozhaizhiyicreatedmanycruelofficialimages,anddescribedallthebadbehaviorsofcruelofficialimages.Inhisarticle,thecruelofficialsrefertothosepersonswhotorturethepeople.Theycanbedividedintothreekinds:oneiswholustforwomen,anotheriswhogreedyformoney,thelastisincompetent.PuSonglingpointedtothecruelofficials,aimedtorepresentforthecivilians,reallyrevealedthedarkreality,showedhischarmingpersonality,andreachedhisfinalgoalthatpunishedevilsandpraisedkind.Keywords:Liaozhaizhiyi;cruelofficialimages;PuSongling’sthoughts14 目录引言..............................................................3正文一、酷吏形象的界定.................................................3二、多样性的酷吏形象...............................................4(一)色而酷的酷吏形象.............................................4(二)贪而酷的酷吏形象.............................................5(三)昏而酷的酷吏形象.............................................5三、蒲松龄刻画酷吏的深层次原因....................................6(一)为百姓代言的民间意识.........................................6(二)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和实写照的...蒲松龄首达到为百姓代言、...................................7(三)蒲松龄本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8四、酷吏的结局.....................................................8(一)佛教思想所赋予的酷吏结局.......................................9(二)儒家思想所赋予的酷吏结局.......................................9结语...............................................................10注释..............................................................11参考文献...........................................................12致谢...............................................................1314 引言《聊斋志异》是一部“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注释[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1]的小说,因此许多篇章是以花妖狐魅的形象出现,其形象大都是神、人、兽的三性统一。本书除了能够为知识分子和下层农民带来娱乐消遣之外,他更是饱含有作者的忧愤之心。《聊斋志异》中有大量描写酷吏的罪恶行径,这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孤愤之心,更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酷。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云:“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2]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6页2]另外,蒲箬在《祭父文》中也说到《聊斋志异》“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诙谐调笑已也。”[3]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页3]可以说,《聊斋志异》正是二者的巧妙结合,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其中也包括对官场的刻画。据统计,《聊斋志异》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写关于官场现象的。但是,单独详细写酷吏的篇章非常的少,基本上都是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因此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不便。正因为这样,到目前为止对于《聊斋志异》中官场官吏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综上所述,目前单独研究《聊斋志异》中的酷吏形象的很少,因此笔者想从《聊斋志异》全文出发,把写到的酷吏形象作一个总的汇总,并给他们作出一个基本的分类,并简单提及酷吏的具体性格特征。一、酷吏形象的界定“酷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当中,司马迁也是第一位专门为官场中的酷吏形象列传,自此酷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性。但《史记·酷吏列传》中的酷吏却是一个多面形象,他们不仅仅残暴、酷烈,另外还有积极向上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并不昏庸,反而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时时都会出现许多时代的酷吏形象,但它们逐渐淡化了酷吏的优点而将其残酷暴虐的一面发展到了极端。久而久之,酷吏一词便成为一个具有贬义的官吏称谓。《辞海》:“酷吏:指滥用刑罚,残害人民的官吏”。[4]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7页4]显然,酷吏一词的意义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当到了蒲松龄所处的清朝,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民间意识,人民眼中的酷吏当然不可能是《史记·14 酷吏列传》中的两面性人物,例如,最有名的酷吏张汤,虽然执法方式残酷,但他却清正廉洁,这种酷吏形象在《聊斋志异》中是我们看不到的。纵观全书,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塑造的酷吏形象只具备残酷暴虐的性格。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所研究的酷吏形象,是结合《辞海》中对酷吏的解释以及蒲松龄在《梦狼》一篇中所给出的形象比喻——“官虎吏狼”[5][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5]来加以论述的。所以文中所论述的酷吏形象专指那些任意用严刑酷法来鱼肉百姓的官员和吏役,这样就给酷吏限定了一个大概的范围,以便接下来的论述。二、多样性的酷吏形象前面已经给酷吏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么下面笔者打算详细的给《聊斋志异》中的酷吏形象作一个简单的分类。主要分为三类酷吏形象,第一类,贪而酷的酷吏形象。第二类,色而酷的酷吏形象。第三类,则是昏而酷的冤案的罪魁祸首。(一)色而酷的酷吏形象这类酷吏形象大多是一些贪恋美色而豪取强夺、残害人民百姓的官吏。他们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知县或是一个小小的吏役,但却有权利统治着所有当地的百姓,左右着人民的生死命运。这些官虎酷吏,并没有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反而与民为敌,鱼肉百姓,强抢民女,无恶不作。《红玉》篇中的宋御史,虽已是还乡的老官员,却仍然改变不了那副丑恶面孔和官僚架子,在当地作威作福,不仅派人强抢冯生的妻子还派人殴打冯家父子,最后冯父被人打死了。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冯相如尽管去衙门告状,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伸冤。这就是为人父母的官员所作出的残酷行为,简直毫无法律意识。另外在《聂政》篇中,“怀庆潞王,有昏德。时行民间,窥有好女子,辄夺之。有王生妻,为王所睹,遣舆马直入其家。”[6][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6]此王虽没对女子使用酷刑让她屈服,但他的行为简直和土匪强盗没有区别。《伍秋月》一篇写差役不知廉耻的调戏女犯,“撮颐捉履,引以嘲戏,女啼益急。一役挽颈曰:‘既为罪犯,尚守贞耶?’”[7][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7]这种丑陋嘴脸时时现形,其中也反映了官于民之间的地位悬殊,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当时妇女地位的卑贱。综合这些酷吏的恶劣行径,我们发现只要某物沦为酷吏之手,他们便据为己有,任意处置、摆布,以此来炫耀自己“官”14 的身份。这些酷吏形象,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管地方百姓的生死离别,那么纵容他们如此强暴不仁的当然还是因为官与民的阶级差距。这与中国上千年的官僚体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作为当地的官员,他们仗着自己的官位到处强抢民女,也与清兵们的大肆入侵有着很大的关系,无疑给为虎作伥的官员树立了一个“榜样”。(二)贪而酷的酷吏形象历来的官吏中,贪和酷的性格是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他的酷狠绝大部分是因为贪的本性而驱使他使用酷刑来谋取个人的利益。在《聊斋志异》中这样的酷吏形象大有人在,《潞令》篇中出现这样一位酷吏形象,潞城县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杖毙下者,狼藉于庭。”更为恶劣的是,还自我炫耀的说到“官虽小,在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8][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8]如果真像他骄傲的这样,简直失掉了人本来所具有的善良之心,完全不把人当做生命而只是他的一个娱乐消遣工具。另外《张鸿渐》篇中,卢龙县令赵某,又贪婪,又凶残,老百姓深受其苦,有一个姓范的秀才被他用棍棒活活的给打死了。《细柳》篇中的高长怙被抓到牢狱中,因“无资斧,大为狱吏所虐,”[9][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9]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他们既无立法权,也没发号施令的权力,仅具有执行他人命令的衙役却这样对待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这样的狱吏简直毫无法律意识。又《席方平》中的狱吏也因“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矣!”这种实施暴虐行为的消灾方法有为天道、人道、法道。也正如席方平所言:“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10][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5页10]其严辞恰到好处、切中要害的说出了这些酷吏的官本位思想,道出了他们的违法之处,也点出了他们的残暴之处。在《聊斋志异》当中,除了以上这些官虎酷吏之外,有如此残酷行为的百姓官到处都是。虽然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字,但只要说出他们对人民做出的暴力行为,我们的记忆里一定会闪现他们的身影。(三)昏而酷的酷吏形象这些酷吏在执法过程当中,不以智断案,而是采用酷刑让受害者屈打成招。把这一类形象单独分一类,是因为这些酷吏形象并非全是为了个利益而去施行暴虐行为,而是作为他们断案的一个重要媒介。我国的封建审判制度并不完善,不像今日的法律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古代的判案通常是重口供而轻证据,因此只要被告认罪即可定案。那么在刑讯逼供之下制造的冤假错案是数不清的,因为很少有像“包青天”这样的法官出现。《诗谳》中的郡县官,判案时不分青红皂白,只是单独凭一把折扇就把良民拘质,最终因人犯“坚不伏,惨被械梏,诬以成案。”[1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11]这样靠严刑峻法来结束案件的县官在《聊斋志异》中到处可见。他们在审判案件时,完全没有执行公平、公正的法律规则,也没有用自己的智慧去分辨是非,而是一味的使用酷刑、蛮力。如《商妇》中,商妇“引颈自缢”,判官却不问任何原因,就“拘邻人而锻炼之,诬服成狱,不日就决。”若不是“14 偷儿愤其冤,自首于堂,告以是夜所见,”[1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页12]那么这个邻人就会真的成为替死鬼。冤案之所以会频频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当然逃脱不了官吏残暴的处事方式。他们的昏庸无能让他们只能采用最为简单快捷的方法,那就是施用酷法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这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卖官鬻爵的现象不可遏制,造成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官的混乱现象。其中许多为官者是没有经过科举,直接用金钱买得爵位,如《公孙夏》中出现的阴司买官现象,《续黄粱》中宰相曾某的卖官鬻爵等丑恶现象,那么最终受害的就是那些贫穷的老百姓,并且让受害者对统治者产生了无尽的厌恶与反抗情绪,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最后,也是不可不免的是,动乱的时代背景让官员们习惯了使用暴力,即使是上层的统治者也是使用暴力来征服外来的少数民族,征服人口占多数的汉人,这必然导致一种崇尚武力的民族传统。然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不断批判的同时,也期望执法的官吏们能够在判案的过程中秉持公心,不徇私枉法,更重要的是要明察秋毫。在《冤狱》中,蒲松龄借异史氏的话表明自己对官员审判案件的看法,“讼狱乃居官之首务,培阴骘,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余尝谓为官者,不滥受词讼,即是盛德。”[13][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13]如果蒲松龄能自己做一名百姓官,一定会谨慎小心审案,关乎老百姓的幸福、清白。三、蒲松龄刻画酷吏的深层次原因对于生活在康熙盛世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不仅刻画了许多令人神往、美好的事物和人物,而且刻画了许多酷吏形象。更为深刻的是蒲松龄作为一代文人,并没有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而一味的逢迎,而是旨在揭露盛世太平背后的丑陋。其方式是通过刻画形形色色的酷吏形象,并且运用民间流行的善恶报应观念来警惕世人,从而达到改善吏治的效果,还能惩戒人间官僚机构。蒲松龄以自己绝世的才华,艺术的再现了康熙年间的封建官僚体系,尤其是对那些鱼肉百姓、为非作歹的酷吏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他笔中饱含悲愤之情,并且也毫不留情的暴露出酷吏的残忍行为。那么史学家所称赞的太平盛世为何会让一个文人人饱含悲愤,想要用自己的艺术之笔揭露社会的丑陋,尤其是官僚之中的酷吏之丑恶。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一)为百姓代言的民间意识14 蒲松龄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想着为受苦难的百姓伸冤,这一伟大理想、志向的确定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蒲松龄出生于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义”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命运很曲折,尽管拥有卓越的才华,一生都志仕于科举,但是始终却过着“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14]马瑞芳.蒲松龄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14]的塾师生活。然而这些都不足以使蒲松龄改变自己原有的人生价值观,直到他有机会成为王蕙的幕僚,体验了所谓的“官场”生活,接触了广泛的受迫害的人民群众,看到了官僚的恶劣行径,也看清了当时吏治的种种腐败等,蒲松龄才从自己的悲剧人生认识到原来大千世界百姓的不幸,从而升华出真正的民间关怀意识。他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抱负,而是他已把目标放大到为百姓代言,为百姓鸣不平。年轻时的蒲松龄,在给王蕙当师爷的时候,经常为王蕙起草书信、文书之类的文章,以至于蒲松龄有时直接借此机会来表达自己对百姓的关心。而晚年的他,仍忘不了“为民请命”,有一次“康利贞任漕粮经承,妄造杂费名目”,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负担。蒲松龄在接到百姓们的请命后,义不容辞的“先后给县令吴堂和王士祯、谭再生写信,直陈其事”。[15]马瑞芳.蒲松龄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15]至于蒲松龄会把视点落在酷吏身上,则与百姓的生活圈有极大的关系。自古以来,官与民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如同一张网无处不联,无时不在,除非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才能真正的逃脱这层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百姓除了满足自身的物质精神外,更多的是要受到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蒲松龄出于自己的社会理想,除了描写清官的伟大事迹之外,更多是通过描写酷吏的残暴行径以达到揭露腐败吏治的目的。蒲松龄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把盛世之下的酷吏的丑陋嘴脸刻画得如此逼真,从而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封建官吏的全貌。在《席方平》一篇当中,席方平为父赴阴曹伸冤,先后到城隍、郡司、冥王三级衙门告状,只因仇人羊某的行贿,再加上酷吏本身的昏庸无能和残暴,使得席方平在阴间受尽了火床、锯体等酷刑。虽是阴间,却实实在在是阳间的真实描写。如此黑暗的吏治,蒲松龄虽然用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但他仍将这种局面的改善寄托于神界的英明,警告那些酷吏们无论怎么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总有人治得了他们。(二)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14 蒲松龄生活于十七世纪,崇祯到康熙年间,虽然那个时代一统天下,不再分裂,但毕竟是异族入侵取代汉民族的统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矛盾的尖锐,反映在阶级矛盾上更为明显。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统治无疑给酷吏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和可靠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蒲松龄自己也是一位穷苦的农民,与受苦受累的百姓同命运、同呼吸,经历过灾难,受过清兵的袭击,有真正的写作生活土壤。虽然康熙年间被史学家冠以盛世的称号,但它毕竟已经跨入了封建社会末期,上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基本已经走向死亡的坟墓。酷吏的横行霸道,残害人民,屡屡出现的屈打成招的冤案已成为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作为文学家的蒲松龄,除了虚构一些故事来教育娱乐人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担当起文学家应有的责任,那就是真实的再现现实生活。《促织》一篇中,开头便写到:“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16][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16]据沈德潜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17]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17]可见这是蒲松龄根据当时的事实写成的一个篇章。统治者的享乐奢华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因此作为里正的成名,因为征促织之役而受到衙役的刑逼痛苦。毫无疑问,这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上层统治者的罪恶面貌。另外,在《公孙九娘》一篇中写到:“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18][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18]清兵的烧杀抢掠,民众的大肆起义,都在蒲松龄的笔下隐隐约约的显现出来。但我们清楚的知道,康熙年间的文字狱让许多文人不敢拿起笔来继续写作,所以蒲松龄采取谈狐说鬼和各种传奇的方式来表现现实,从而达到揭露酷吏的效果,既给人一种距离感,又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三)蒲松龄本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这一原因与蒲松龄为百姓代言的原因有相似之处,但笔者认为蒲松龄因本人的性格刚直、不徇私情而与酷吏针锋相对。为百姓代言还有一丝功利性目的,而个人原因是完全出于非功利性目的,是人性本善的一种流露。蒲松龄虽然一生困顿不堪,但有着自己的真性情、高品格,特别是对一些不公道的事更是刚肠疾恶、愤世嫉俗。蒲松龄之子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一文中描述自己的父亲“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不以为逆,盖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19]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3页19]又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说蒲松龄:“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20]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20]这种刚直不屈的性格让蒲松龄常常在写作的时候,抑制不住内心的愤世嫉俗,时常在异史氏中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心声,或在文章中借他人之口来表达心中的不平。如《梦狼》的异史氏曰:“窃叹天下之官,官虎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2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21]14 由此可见,当蒲松龄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有多少话要和这其中的人物讲,更是充满无尽的怨愤之情。正是蒲松龄的这种本性和处事方式,让他有勇气担当起为百姓代言的责任。四、从酷吏结局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所给予的酷吏形象的结局也是令人思考的。对于酷吏,他们除了品行之酷,执法过程中使用酷刑之外,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结局往往也是异常残酷、悲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民间意识,更是时隐时现的体现了蒲松的矛盾思想。蕴含着无限的愤恨以及具有各种复杂思想的蒲松龄给各种酷吏规定的命运前途也是令人深思的。(一)佛教思想所赋予的酷吏结局蒲松龄所信仰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法思想,但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的佛家思想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始终坚守惩恶劝善的理想,他在对待恶人时,佛家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在他的思想中起着主导作用。在他所刻画的具有恶劣行径的酷吏当中,大多酷吏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因此,蒲松龄在给酷吏定结局时,常常都会依据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来确定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成仙》中,知县生前为非作歹,革去周生的生员功名,对他进行残酷拷打,果然他最后的结局是“宰以枉法拟流。”[2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22]而《红玉》中的宋御史因生前杀人父,夺人妻,最后的结局是“有人越重垣入,杀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这样的报应是生前造孽的结果,不仅被杀,还要殃及鱼池。正如异史氏曰:“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23][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23]由此可见蒲松龄认为这是上天的报应,是神灵在起作用,这种报应是正义的。总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并没有放弃惩治酷吏的念头,即使现世没有遭到报应,来世也会遭到报应的,甚至神界也会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这样的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让每个看了《聊斋志异》的酷吏们无不心惊胆颤,也能让那些受压迫的百姓们鼓起勇气与官虎吏狼们斗争。不难发现,蒲松龄的这种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是非常贴近民间所信仰的善恶报应观,这也是蒲松龄的批判酷吏的高明之处。他利用百姓对酷吏根深蒂固的看法,利用民间的信仰,从而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老百姓们,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二)儒家思想所赋予的酷吏结局前面提到过,蒲松龄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纂辑古来言行有关修身、齐家、接物、处事之道者,成书五六十卷,粹然醇儒之学,特无力刊行”。[24]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参考文献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袁世硕《蒲松龄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4.路大荒《蒲松龄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5.路大荒《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马瑞芳《蒲松龄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7.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8.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9.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李厚基、韩海明《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沈天水《论蒲松龄的政治理想》松龄研究2006年第2期1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3.唐义武《〈史记〉中的酷吏形象及其在后代的演变与影响》滁州职业技术学报2012年9月第11卷第3期14.王绪霞《〈史记〉中"酷吏"词义的文化解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第39卷第32期15.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16.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致谢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将这篇论文写完。由于现代作家研究聊斋志异的论文比较多,所以在查找资料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其中我还是要感谢图书馆的老师,她给我提供了很多搜索渠道以及查找方法。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徐明英老师,他对我进行了无私的指导和帮助,不断的对我的论文进行多方面的修改。在此向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表示我最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感谢这篇论文所涉及到的研究学者,特别是袁世硕、马瑞芳等聊斋学家,以及研究《聊斋志异》的期刊学者。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将很难着手去研究本篇论文的课题。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意见!特别是在论文的排版过程中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此能够迅速的完善我的论文格式。由于研究《聊斋志异》的学者相当多,再加上我的学术水平有限,所以所写的论文有许多的不足,没能深入详细的进行研究。因此恳请各位老师和学友对我的论文进行批评和指正!24]14 他立足于民间,熟悉百姓的痛苦和官场的黑暗。那么在写作时,仍然渗透着这种关怀思想。酷吏尽管很残暴,不把人命当成一回事,但蒲松龄的恻隐之心还是在酷吏的结局中体现出来。他不仅自身为人向善,而且处处都抱有一颗劝人为善的心。他的良苦用心使得蒲松龄在写酷吏的结局时,不自觉的将他们引入劝善之道,其目的是希望酷吏不要再这样残害百姓。在《放蝶》一篇中,县令把政事当儿戏,在断案的时候不明察秋毫,而是以采蝶自赎的方法来惩罚犯人,结果受到了蝴蝶仙子的惩罚,几乎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这样的酷吏结局,蒲松龄是希望劝人走上正道。而《促织》中催促成名交促织的那个衙役并没有写到他最后结局,只是说到成名交上去的那个促织深得皇帝的喜爱,于是龙颜大悦奖励下面的人,而那个衙役也得到了奖赏,并且并没有一人邀功,而是奖赏了曾经被他鞭打过成名。然而蒲松龄并不是在褒奖那个酷吏,而是为了达到自己劝善的最终目的,他仍希望人们无论怎样都应该有点仁义之心。综上所述,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原本对社会抱有儒家远大社会理想的蒲松龄,只能将这些理想寄托在儒佛的神道观上。由于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难免会带上儒家正统思想,并且儒佛有很多相通之处,这样心忧天下的蒲松龄正好可以借助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来宣扬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而蒲松龄在刻画酷吏时,给酷吏的结局正好体现了他的这种交叉思想。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惩恶劝善,借此让酷吏知道害怕,能够安分守己,同时让受压迫的百姓能够真正的起来反抗。结语《聊斋志异》为我们展现了各种人物形象,而蒲松龄所刻画的酷吏形象更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对百姓使用的酷刑让当时的人们,也让后世的人们所痛恨。蒲松龄作为一位“仁者”,出于自己内心的愤懑,更是为了替受苦受难的人民代言等目的,用他的艺术之笔将官场中官虎吏狼形象的丑陋嘴脸展现出来,其目的是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这个社会就此沉沦下去,而是为了想唤醒那些欺压百姓的当官者,也是为了让受罪的人民存有一丝反抗的希望。14 《聊斋志异》中写到官场的内容的确很多,以前的学者也相继研究了《聊斋志异》中的官场现象,具体也研究到其中的官吏形象,如清官、贪官、胥吏等官吏形象。而对其中的酷吏形象研究较为少,只是在对封建官僚体系论述时偶尔涉及到酷吏的行径。综合《聊斋志异》中的酷吏形象,我们发现蒲松龄所刻画的酷吏形象性格比较简单,行为事迹也比较单纯,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暴力来鱼肉百姓。至于《聊斋志异》中官场世界的其它各种形象还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特别是那些性格复杂的官吏形象需要我们分析。这样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蒲松龄的思想观念,了解清朝时期的官场现实世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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