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

《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内容摘要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词：畏强凌弱精神胜利法狂妄自大革命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阿Q正传》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②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③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②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③传：-9- 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传》的主题是永恒的，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小说中的阿Q和未庄的贫苦农民，虽然有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渴望，但愚昧、麻木、不觉悟，严重的精神胜利病，典型地提示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写下了一段中国人的心灵史，说明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受压迫、受剥削、受愚弄的下层农民形象，他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一无所有，最后糊里糊涂地被处死，但他却并未觉醒，没有去为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在意的是如何让看客更满意自己的表现，真是可悲可怒！整篇小说中，鲁迅用形象的手法，把中国农民麻木不仁、不觉醒的形象赤裸裸地血淋淋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使中国人从内心受到震憾，从而觉醒，促使他们去奋争，去改变命运。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这是鲁迅写《阿名正传》的真正意图。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一、阿Q的“精神胜利法”①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多方面，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②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①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包括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林健忘等。-9- ②优胜记略：记住好的，忘记不好的。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我认为《阿Ｑ正传》所映射出中国民族的多种劣根性和丑态,主要有下列数种：（一）畏强凌弱阿Q虽是一个下层农民，但他也懂察言观色，凡事自有他的一番理论。与人吵嘴打架，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Ｄ，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①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②，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二）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Ｑ与人家打架吃亏时，被人抓着黄辫子在墙上撞了四五个响头后，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对自己的身世很渺茫，但却对别人炫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③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①徐旭生，原名炳昶。考古学家。河南唐县（今唐河）人。191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代理副院长……②中庸：合适，刚刚好。③林毓生(Yu-shengLin),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9- 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④异族：外族。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④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Ｑ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三）善于取巧阿Ｑ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Ｑ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Ｑ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四）狂妄自大阿Ｑ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Ｑ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①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Ｑ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复杂的矛盾体，他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典型，也是一个令人可笑、可叹、可悲和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阿Q正传》突出地展示了附着在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也刻画了他性格里的种种复杂因素，这些相辅相成的①辜鸿铭——-9- 字汤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多种性格共同形成了丰满深厚的阿Q形象。鲁迅先生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病态的灵魂，由于挤压而扭曲变异的“阿Q相”正是长期饱受压迫和奴役的国民的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阿Q这一形象常读常新，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1、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Ｑ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对于遇到不好的，他会自我解嘲，自我开脱，麻痹自己。这些都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弊病之症结所在。2、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3、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他是一个失去了内心自我的阿Q，他依靠着本能在生活着，甚至死到临头，还在想着如何去扮演看客们所要求的角色，生命对于“文化”-9- 的要求竟然是那样的毫无意义。尤其是最后一幕关于庸众的集体表演，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的阿Q：麻木、愚昧、自卑而又自大、保守而又排外、自私而又多疑，这些由封建思想意识毒害所造成的复杂的生活性格，“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使人深思而感愤。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在阿Ｑ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Ｑ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Ｑ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Ｑ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Ｑ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Ｑ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Ｑ，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Ｑ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Ｑ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Ｑ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二、阿Ｑ的性格特征阿Ｑ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9- 他革命的目标无非就是杀仇人、抢钱、选女人。他这一革命的思想其实代表了许多农民的革命思想，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长远，更不可能为中国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们只顾眼前的利益，这就注定这样的革命是失败的。这也告诉革命的领导者，要革命，必须得唤醒广大民众的觉悟，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在第七章中，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而第八章，写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在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他终因自己的生存法则而失去的生命。-9-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三、结论综上所述，对于阿Q，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人，注定他一生失败，最后只有在悲惨中死去。他的下场是可悲的，但他的人格精神更是可恨的，假如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能够早日觉醒起来，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更加繁荣，更加强大！追溯历史，如果中国人民能早日觉醒，不受诸多封建礼教所束缚，早日挣脱各种牢笼，放开手脚大干，又何来东亚病夫之说？又何来割地赔款？又何来香港、澳门的被统治那么久？更不会有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皇俄国所占为己有！正是思想的不解放，不觉悟，使得一个曾经强盛的大国变为近代的瓜分对象，这是何等的悲哀和屈辱！如今，阿Ｑ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能激励人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做坚决的斗争。鲁迅先生能在中国潦落的低谷“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暴露国民的弱点”，让读者了解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国民的愚昧，文章起到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在用文学手段唤醒国民的同时，又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阿Q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国的任何革命必须注意解决亿万贫苦农民的问题。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只有唤醒广大的农民，才有可能获得革命的成功。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地认识到作者写阿Q倾向革命的本能，显然是提醒革命者：广大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决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支力量。归纳起来，这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体现了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热切的爱国之心。在现实生活中，“阿Q精神”有时也有一定的作用，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①了。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但我们不能把它当国宝而爱不释手，毕竟它不过是一种麻痹思想的方式，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有效手段，所以我们用它要慎之又慎！如不这样，我们有些国人会以此为借口，甘自堕落，从而走向人生的绝境。我们中国人历来喜欢摆好的一面给大家看，掩盖自己不好的一面，除了爱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封建残留思想在作崇，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切，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有在适当应用阿Q精神的同时，客观去面对一切，不要把阿Q精神当法宝，再继续麻痹自己，束缚国人，不要让历史重演！让阿Q真正成为永远的过去！-9- ①孤芳自赏：把自己比做仅有的香花而自我欣赏。比喻自命清高.。参考文献[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2006-12-01/人民文学出版社[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4]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年[5]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精神胜利法”解析》[6]鲁迅《阿Q正传》选自鲁迅的《呐喊》[7]《呐喊》(短篇小说集)鲁迅/2006-12-01/人民文学出版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