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反动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资产阶级的走狗文人,也一口一声地狂吠“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呢?在同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予以有力的驳斥,文章指出中华民族仍有许多“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在,而这些人正是民族的脊梁。该文选自《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属鲁迅后期杂文。作者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编订,收入了1934年鲁迅创作的杂文。在这本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用了“损形”的修辞手法。当时,鲁迅生活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过租界范围以后修筑马路的区域,被称为半租界。鲁迅以杂文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创作于“半租界的亭子间”,表达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无比愤懑之情。作者简介鲁迅,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笔名除鲁迅外,还有邓江、唐俟、邓当世、晓角等。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文章分析课文分析:第一部分:摆出对方的论点和论据。(1--2)开篇以似乎确凿的事实为据,用一句话指出了三个阶段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三种不同的态度:1、盲目骄傲,夜郎自大。(“总”含有“一向”的意思)2、盲目崇拜,借助外援。(“只”含有“唯一”的意思)3、今不如昔,祈求鬼神。(“一味”含有“死心踏地”的意思)把这三者联贯起来,其态度是:由自夸到崇洋,再到自欺欺人、虚无渺茫。因此有人“慨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是论题的论点。(这是报刊上先后宣扬过的三件“事实”,都不过是“公开”的、表面的东西,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本质和主流)用了三个事实来反复强调和肯定,即事实已铸成铁案。第二部分:驳斥对方的论证。(3--8)根据批驳的对象不同,分两层。第一层,针对对方的三个论据,运用层层剥茧的方法,指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抨击其卖国行径。(3--5)“他信力”、“自欺力”这是作者在该文里特地造的两个新词,用“自”和“他”,“信”和“欺”两对反义词衍义造成的。这是一种修辞手法,这两个新造的词和原词“自信力”一对照,就显出极其深刻的讽刺意义。第二自然段“有人”是指梁实秋等文人,针对对方三个论据一一批驳。文章用两个假设复句,第一个假设复句,“自信”早已失掉,第二个假设复句,是退一步讲,接着指出失掉“他信力”后可能寻找一条“新生路”,那就是相信自己,“但”字一转,“不幸”得很,走上了一条可怕的路,即求神拜佛、虚无漂渺、精神麻醉的路。这就是上层统治者自欺欺人,以掩盖
他们乞求于帝国主义镇压革命的罪恶目的。因此,文中“中国人”究竟是谁,就不言而喻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里加着重号的句子,是反动政府“书报检查处”删去的文字,它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大搞求神拜佛来掩盖自己投降卖国真面目的反动实质。第五自然段从正面立论,这是三、四自然段所揭露的逻辑结论。既失掉“自信力”又失掉“他信力”走上自我麻醉的道路,就是“发展自欺力”的表现,这一语道破了反动派自欺欺人的实质。第二层,正面歌颂我国有史以来前仆后继战斗着的中国人民,揭露反动派凶残毒辣的行径,驳斥论敌的论点。(6--8)第六自然段是过渡段,承上启下,明确论点“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先承接上文,对“自欺”作了历史说明,指出“自欺”是反动派的老货色,从古就有,于今更甚。“笼罩了一切”说明“自欺”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社会泛滥的严重性。这里的“中国人”与上文的“中国人”内涵迥然不同,上文指国民党反动派一小撮民族败类;这里指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哪些人是“中国的脊梁”?为什么称为“中国的脊梁”?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一种是不求名利,埋头苦干,创造社会财富和灿烂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创造发明家。如毕升、李时珍等。一种是不怕流血牺牲,起而反抗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陈涉、李自成、洪秀全、岳飞、文天祥等。一种是代表人民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为解除或减轻人民疾苦而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的人。如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一种是历尽艰辛,奋不顾身,探求佛教教理的人。如法显、玄奘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用比喻形象地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的高度评价。除历史人物外当今的英雄更多,斗争更伟大。鲁迅先生在赞美革命者具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同时,怒不可遏地揭露了敌人“摧残”、“抹杀”革命者的罪行。最后鲁迅先生郑重宣告:“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直斥“有人”的无耻谰言。观点十分鲜明,感情十分强烈。在这一层中,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中国人”作了阶级分析,热情赞扬了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第三部分(第9自然段):号召广大中国人民要分清是非,向英雄人物学习,积极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9)同时写出作者鲁迅的观点——从古至今都有不失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一部分,鲁迅号召广大中国人民必须擦亮眼睛,剥去敌人的伪装,彻底粉碎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时指出“状元宰相”与“地底下”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同。“状元宰相”是为一小撮上层统治阶级搞摇旗呐喊的,“地底下”是指中国人的真正代表及其正在奋斗的光辉业绩。这里运用了比喻,含义是: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文章是荒谬的,不足为据的,要自己亲自到被压在下面的另一个世界里去观察。艺术特色(一)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是小中见大,“格局虽小”,内里却“有着时代的眉目”。这是由他的革命的创作思想所决定的。他在谈到自己写杂文的目的时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这就告诉我们鲁迅写作杂文完全是时代的要求,斗争的需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正是这样。当时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在1934年8月27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所散布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论调并不是《大公报》的发明创造,《大公报》实在只是
捡了蒋介石的唾余而已。蒋介石于1934年2月17日《新生活运动发凡》一文中说:“反观吾国国民,颓唐,污秽,散漫,零乱,有如今日,安得不见轻取侮于列邦?”蒋介石于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大肆兜售“三日亡国论”更是荒谬绝伦,说什么“到现在他(指日本──引者)一切军事的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充足”,“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灭亡我们中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中国之大,神州之众,还有谁比蒋介石更失掉自信力的?还有谁比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更失掉自信力的?这有代表性的论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心理,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街谈巷议。鲁迅捕捉住这一论调进行深入剖析,是极有现实战斗意义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深深感受到内中所包藏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呼吸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领略到一颗伟大的心脏在紧紧连着人民革命事业而勃勃跳动的心声。(二)补充下面一则材料以使学生理解“自欺力”一词。“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曾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又由国民党著名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于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请班禅大师求佛菩萨来保佑”,说什么“古人一遇灾,上者罪己,下者修省。……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鼓吹“法会”可以“为国内消灾患,为世界祈和平”。这场闹剧的“司马昭之心”,不过是在这内外交困之际借此转移人民的视线,麻痹人民的心智而已。(三)“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一句中“地底下”,是相对于豺狼当道、狐鼠奔逐的地面上而言;这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涵义,而是政治范畴的概念。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当年中国政治舞台的“地底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语言犀利是和作者出色地运用仿拟修辞手法是分不开的。鲁迅笔下的仿拟,决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仿照现成的词语格式变动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种创新用法。这种仿拟修辞手法往往都书有一定的针对性,或顺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仿之,都能借助变动的字眼表明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驳论文章里往往能产生一种辛辣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因而仿拟修辞格为鲁迅杂文广泛使用,如《拿来主义》中仿拟出“送去主义”便是。这一篇中“自信力”本是《大公报》社评使用的一个字眼,鲁迅抓住不放,就着这个字眼起伏翻腾,在“信”的对象、类属、影响上大做文章,起而剖析出反动政府本没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继而联系新近求神拜佛闹剧进一步挖掘出现在正发展“自欺力”,由“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语奇崛,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运用“仿拟”修辞格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个词语,层层深入剥笋,步步强化逻辑力量,而且睿智闪烁,机趣横生,也增添了辛辣的讽刺锋芒。鲁迅杂文对敌人深恶痛绝,犀利如刀,而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则是衷心爱戴,热情似火。一曲高亢激越的“脊梁颂”之后,便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人“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在那样严重白色恐怖中写得这样字字含情,句句有意,寄托着这位伟大革命作家的钦敬深情,是何等难能可贵!犀利如刀与热情似火,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却又和谐地统一在一篇优秀杂文里,这也说明不同的思想感情的确也要求迥然相异的语言外衣才能出色地表现出来;二者不仅不相左,而且相互映衬,相辅相成,显示出鲁迅杂文语言艺术的色调丰富、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