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解读问题新证

　　试析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解读问题新证论文关键词：深情绵邈党争关感核心诗歌风格　　论文摘要：诗歌是一种较之其它文体更凝缩、更含蓄的文学样式；诗人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包含多种方面、多种层次，人们在鉴赏时，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只有深入分析诗人的风格，才能了解诗歌艺术特色的承传和变革的关系，掌握诗人的创作个性在诗中的具体体现。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解读问题，历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这主要和李商隐诗歌的抒情方式较少采用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有关。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是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诗歌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　　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这种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的内涵相结合，真正做到了“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j。但笔者认为诗歌本来就是一种较之其它文体更为凝缩，因而一般也更为含蓄的文学样式，“深情绵邈”也不完全是李商隐的诗歌独有的特点，其它诗人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李商隐在这方面似乎更典型而已。因此，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解读李商隐的诗歌，还需要针对他创作的特殊性来进行阅读和鉴赏。　　首先，对李商隐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贯穿于他毕生的牛、李党争同他的关系，我们要摸清其主要情况，考查其对诗人诗风的影响。李商隐曾经说：“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虽说未必每首诗一概如此，但他的作品言近意远、寄托遥深，毕竟是普遍现象。例如，《安定城楼》一诗，明明是以抒情壮怀为“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璨春来更远游。”然而在揭示了“永忆江湖归白发”和“欲回天地入扁舟”两种思想矛盾的同时，却忽然从正面抱负的抒写一转而为抨击和怒斥反面势力：“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鸩雏竟未休” 。这一个笔势的陡转和风格挺拔的结尾，实际怪而不怪。如果我们了解诗人落笔前后的处境，就会认识到作者是有感而发。原来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的李商隐，考中进士以后，便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一名幕僚，并且娶了被视为李德裕党的王茂元的女儿。结果他遭到人们的嫉妒，说他是背牛党之恩。开成三年(838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果然受到朋党势力的排斥而落选。在作者尔后所写的远念或悼亡诗中，更经常把深厚的夫妇之情和由党争所带来的政治打击融合起来，以抒发其失意和悲痛。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关系，学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影响较大。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作》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20世纪50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绚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背家恩，放利偷合”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　　3．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 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掀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然而，无论李商隐是否与党争本身有关，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漂泊无定的生涯，都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可以肯定的。从诗歌题材上看，李诗比前期更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也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黄》、《哭刘黄》。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哀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等。正如清代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评价李商隐后期诗歌风格转变时说：“玉溪生以绝世鲜艳之才，终老幕职，晨出暮入，簿书无暇，与嫁贵婿、负香衾何异?其怨也宜。”　　要正确解读李商隐诗歌，我们还必须正确对待李诗的象征、比托手法，防止穿凿附会式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鉴赏。过去一些研究者，因为误解了“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含意，在并无确凿论据可以说明诗篇本事或创作动机的情况下，先人为主，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史料，进行考证，使对李商隐诗歌的理解支离破碎，流于肤浅。特别是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更成为他们“猜诗谜”的对象。如清初朱鹤龄，几乎把所有“无题”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参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对于李自伤坎坷的诗篇，则又认为它们几乎处处与令狐绚有关。继之有冯浩、程梦星以至近代的张采田、孟森等人，大体也都沿袭了这一种研究方法。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李商隐的优秀诗篇往往是以比兴为主。如名篇《锦瑟》虽然运用了蝴蝶、杜鹃、沧海明珠、蓝田暖玉等一系列空蒙绰约的图景作为比托，很有点恍惚其辞。但如果我们抓住古人的所谓“诗眼”，掌握作为全诗的总领“思华年” 这一关键进行分析，那么诗人通过回忆生平，抒写其家国和身世之伤，尤其是抱负未展的悲慨，这一底蕴就昭然若揭了。关于《锦瑟》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恋情说。如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将其定为“男女慕悦之词”；二是悼亡说。如清姚莹的《论诗绝句》中云：“《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三是伤唐室残破说。如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说：“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四是自伤身世或自叙平生说。如张采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以“悼亡诗定论”，而其《玉溪生年谱会笺》则直视诸家为臆说，又提出“自伤身世说”，并强调：“斯真定论”。此外，还有听瑟曲说、回顾生平兼编集自序说、不可知说等等。上述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撇开总纲不管，而只是孤立地、繁琐地去考辨其颈、腹两联，典用“庄生”，则必指鼓盆而歌，事涉“望帝”，则必指唐帝失国，这样的猜断、臆想式的研究，就难免无根无据了。　　对这类诗我们不必看得太死。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本来就包含多种方面、多个层次，因而人们在鉴赏时，也必然各有所侧重，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由于如此，读者鉴赏时再现的境界，有可能和作者基本相同，但也有可能较多地超过和有异于作者的意象。这说明“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愈为丰富的诗歌，给读者想象的天地就愈加广阔。李商隐的诗，有些确是过分晦涩，有的甚至成了千古诗谜，犯了钟嵘说的“意深则词踬”(《诗品序》)的毛病。但像上举的《无题》，由于其比兴而兼赋体，所以尽管意象比较空灵，而读者对其解释也不无出入，但因为感情脉络清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大体一致的共鸣的基础上，进行各自不同的玩味。对于这种“幽咽迷离”(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的作品，清人屈复说得有意思：“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用这一态度研究李诗，笔者以为是可取的。　　解读李商隐的诗歌，还必须摸清诗人的创作个性。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每一首诗的意境、韵味。清人赵执信说：“诗之中须有人在。”(‘谈龙录》)只有真正了解诗人的个性，才能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李商隐的创作个性是比较复杂的，其诗歌风格的深微也正是源于他的复杂的创作个性。他善于汲取前代诗人之长，继承了杜甫的“转益多师”的文艺主张，极力反对“偏巧”，提倡“兼材”。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评论唐代诗歌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表达了他要求兼通众制，不拘一格的观点。李商隐早年亦习古文，但对“ 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说法很反感，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认为“道”并不是周公、孔子所“独能”，因而主张“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这显然是对古文家道统与文统观念的否定。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中，李商隐提出：“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认为真正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必通“性灵”，作家的客观环境不同，“性灵”不同，所以在作品中的反映，也就“阴阳惨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其源数千”。“不一”和“数千”，都说明李商隐看到了真正具有创作个性的诗文，都是能抒发作者的独特“性灵”的，同时也应该是撷取众长的“兼材”，而不应陷于“偏巧”。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确是如此。他的古体诗主要学习李贺，但有时也取法左思、高适、岑参和韩愈。他的七律主要学习杜甫，但偶然也汲取刘禹锡的雄浑、倜傥的特长。他的七绝诗吸收了李白的飘逸、王昌龄的深润，这样的兼采众长不能不说是“转益多师”、功力深厚了。不过，这样的一位“兼材”，并没有泯灭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李商隐汲取屈原诗歌的山沓水匝的意境，然而屈原的直泻式倾诉和反复吟咏手法的并用，却较少为李商隐所吸收；李商隐师承过杜甫，继承了杜诗“沉郁”的特点，然而李商隐的“沉郁”却较多地体现为语言的裱丽，而不同于杜诗的忧愤深广；李商隐的“绮密壤妍”(敖陶孙《诗评》)和李贺也大致相同，然而他的形象画面色彩并没有李贺那样浓烈、凄冷。我们不可能把李商隐和他所承传的每一个诗人的创作风格做全面比较，上述的廖廖数例，只不过是说明：要了解李商隐诗歌风格，既要探索他的创作渊源和他成为“兼材”的原因，也要研究他的师承前人但不流于因袭的地方。只有深入分析他的风格，我们才能了解李商隐艺术特色的承传和变革的关系，从而掌握诗人的创作个性在诗中的具体体现。譬如李商隐悼亡诗《正月崇让宅》(密锁重关掩绿苔)描写他在妻死后重回故居时一夜中的人天寥廓之愁，似幻似真，笔触细腻。同是七律，《赠刘司户》的风格就与此大不相同。一开头“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墙日色昏”两句，就显得气魄雄浑，境界开阔。结尾“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则更是在愤激之中寓有深讽。这两首七律都表现了李商隐的“深情绵邈”的风格，但后一首却是寓哀怆愤激于深沉凝重之中，前一首则以婉丽凄迷的色彩表现幽暗恍惚的意境。只有深入考查个性在诗歌中的表现，才能使我们了解诗人每首诗的艺术特色，了解诗人整个风格的形成发展过程，逐步认识作为“兼材”的诗人的艺术道路。 　　综上所述，李商隐诗歌多义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许多诗歌所写的不止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而他的心境又非常复杂。具体而言，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上、爱情上的失意等等，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被以繁复的意象、多变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既然所表现的往往不限于具体情事，而是复杂的感情世界与多种人生体验，因而关于李商隐诗的种种歧解，便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读者如果能从诗境的多面性、多层次性着眼，从诗人的创作个性、诗歌风格的承接和变革方面人手，或许更能接近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