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屋（矛盾）

【参考资料】关于茅盾的散文《冥屋》钟桂林如果说，茅盾的散文可以作为他的小说的注脚来读的话，那么，这个注脚可从茅盾的生活中去寻踪。茅盾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东方杂志》(29卷8号)上发表的散文《冥屋》，就是以他熟悉的乌镇“锦兴斋”纸扎店为题材的。因此，了解一下乌镇的“锦兴斋”纸扎店的情况，对学习茅盾《冥屋》这篇散文，是有益处的。关于这纸扎店，茅盾在《冥屋》中写道:“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喜欢看东邻的纸扎店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一类的东西。那纸扎店的老板戴了阔铜边的老花眼镜，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柜台前捧着水烟袋的闲人谈天说地，那态度是非常潇洒，他用他那熟练的手指头折一根篾，捞一朵浆糊，或是裁一张纸，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很有艺术家的风度。”这家纸扎店旧址座落在乌镇观前街下岸，位于茅盾故居东邻。纸扎店的店号名“锦兴斋”。据今年83岁的纸扎店老店员程顺荣谈，“锦兴斋“纸扎店是一爿规模不大，但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店，过去生意兴隆时，也不过两间店面。程顺荣老人说，他十四岁进“锦兴斋”当学徒，当时的师傅姓嵇，名谱琴。是个跛脚。走起路来一拐一拐，他在二十年代去世。嵇谱琴的师傅叫戴之仙，戴的画技在乌镇很有名气，因此,当时这爿名不见经传的纸扎店的纸扎品做得很精致玲珑。在茅盾的记忆里，这家纸扎店糊成的阴屋“不过三尺见方，两尺高。但是有正厅，有边厢、有楼、有庭园；庭园有花坛，有树木。……”可见茅盾童年、少年时代是常去东邻这“锦兴斋”看糊纸扎品，故而有此深刻印象。 访问中，程顺荣老人谈到，大慨茅盾读中学时,有一次放假，茅盾到“锦兴斋”纸扎店，欣赏一下这民间艺术品。洽好嵇谱琴正在从容地糊“冥屋”，见茅盾来小坐，便笑着要茅盾为纸扎品一对堂窗写几个字。茅盾欣然应命，当场写了一对窗联，很受嵇谱琴赞赏，夸奖他的字很秀气。当时程顺荣正在场，可惜现在他已回忆不起这副窗联了。茅盾在《冥屋》这篇散文中还写到纸扎品冥屋的“厅里的字画，他都请教了镇上的画师和书家。”其实，在“锦兴斋”请教的“书家”中，还有茅盾的祖父砚耕老人的一份。据程顺荣回忆，当时砚耕老人常常应嵇谱琴的邀请，来帮助纸扎店在“船、桥、库”一类纸扎品上题字。程顺荣至今还能背出一、二副当时砚耕写过的对联，其中一副是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在纸桥上的；另一首是写在冥屋的柱子上的，叫“守孝不知红日落，见亲常在白云亭”。关于茅盾祖父为“锦兴斋”写字，还有一段趣闻。平时，茅盾祖父砚耕喜欢与人玩一点麻将之类的娱乐，而“锦兴斋”主人嵇谱琴也有此同好，于是俩人常常同玩。可是，嵇谱琴对家中这爿店丢下不管而自去玩耍，感到不放心，因此，便请砚耕写了一纸告示，张贴在店堂口。告示全文是:“有事出门，暂停三日。”后来，这张告示被程顺荣收藏起来，这是我们目前唯--能看到的砚耕的手迹。一九八一年，程顺荣送给当地政府收藏。——嘉兴师专学报1982年5月1日《生生死死》陈平原 正因为生命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留恋，人类才如此看重死亡，看重关于死亡的仪式。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同样，死亡属于我们也只有一次，实在不容等闲视之。古人讲礼，以丧祭为重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在丧祭二礼中，生死之义得到最充分的表现。故荀子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荀子·礼论》）死人有知无知，死后是鬼非鬼，这于丧祭二礼其实关系不大。墨翟批评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祀”（《墨子·公孟》），恰恰说到了儒家的好处。照儒家的说法，生人注重丧礼和祭礼，并非为了死者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生者的精神安慰。即不忍心祖先或亲友就这样永远消失，靠丧祭来沟通生死人鬼，使生命得到延伸；也不妨理解为借丧祭标明生死之大限，提醒生者珍惜生命，完成生命。就好像佛教主张护生，实是为了护心；儒家主张重死，实是为了重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关键在于生者的感觉，死者并没有什么收益。说丧祭之礼是做给生人看，虽语含讥讽，却也是大实话。只是丧祭之礼之所以不可废，一是“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一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借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话，一是“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是“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前者注重其中个体的感受，后者则突出其在群体生活中的意义。后世谈丧祭者，也多从这两方面立论。 儒家由注重丧祭之礼而主张厚葬，这固然可使个体情感得到满足，却因此“多埋赋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墨子有感于儒家的“厚葬靡财而贫民”，故主张“节财薄葬”（《淮南子·要略》），虽有利于物质生产，可似乎过分轻视了人的精神感受。将厚葬薄葬之争归结为“反映阶级之分而外，还表现了唯心与唯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廖沫沙《身后事该怎么办？》），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现代人容易看清厚葬以及关于丧祭的繁文缛节的荒谬，落笔行文不免语带嘲讽；可难得体察这些仪式背后隐藏的颇为深厚的“人情”。夏丏尊讥笑送殡归途即盘算到哪里看电影的友人，真的应了陶渊明的说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袁鹰则挖苦披麻戴孝“泣血稽颡”的儿女们，“有点儿悲伤和凄惶是真的，但又何尝不在那儿一边走一边默默地计算着怎样多夺点儿遗产呢”（《送葬的行列》）。至于烧冥屋、烧纸钱及各种纸制器物的习俗，则被茅盾和叶圣陶作为封建迷信批判，以为如此“多方打点，只求对死者‘死后的生活’有利”，未免愚昧荒唐（《冥屋》《不甘寂寞》）。其实古人早就意识到死后生活的虚妄，之所以还需要这些象征性的生活用具，只不过是用来表达生者的愿望和情感。《礼记·擅弓》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备物”见生者之感情，“不可用”见生者之理智。反之，“不备物”则死者长已生者无情，“备物而可用”则生者徒劳死者无益。 当然，世人中真正领悟这些丧祭仪式的精神内涵者不多，黎民百姓颇有信以为真或逢场作戏者。千载以下，更是仪式徒存而人心不古。在接受科学思想不信鬼神的现代人看来，不免徒添笑料。可是，我以为，可以嘲笑愚昧麻木的仪式执行者，而不应该责备仪式本身──在种种现代人眼中荒诞无稽的仪式后面，往往蕴藏着先民们的大慈悲，体现真正的人情美。也就是周作人说的：“我们知道这是迷信，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美与善的分子存在。”（《唁辞》）体验这一切，需要同情心，也需要一种距离感。对于执著于社会改造者，民众之不觉悟与葬仪之必须改革，无疑更是当务之急，故无暇考虑仪式中积淀的情感，这完全可以理解。不过，颂扬哲人风度，提倡豁达的生死观，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丧祭之礼。具体的仪式当然应该改革，可仪式背后的情感却不应该丢失。胡适主张删除“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和“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完全忘却死者，而是建立一种“近于人情，适合现代生活状况的丧礼”（《我对于丧礼的改革》）。对于那些辛苦一场然后飘然远逝的先人们，生者难道不应该如李健吾所描述的，“为了获得良心上的安息，我们把虔敬献给他们的魂灵”？（《大祭》）表达感情或许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生者借此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并获得一种真正的慈悲感与同情心。当年冯至在异国山村记录的四句墓碣诗，其实并不如他说的那般“简陋”，甚至可以作为整个人类丧祭礼仪的象征：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山村的墓碣》）——选自陈平原《漫说文化丛书·生生死死·导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