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讲解

《六国论》讲解(隋树森)六国被秦灭掉的原因，从前作史论的人常常根据自己的看法，作种种不同的分析，当然很难说一定合乎科学。但是作史论的人，往往能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确立自己的论点，在写作方法上，多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篇《六国论》就是这类文章。《六国论》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第一句(以标句号或问号、叹号的地方为一句)劈头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第二句紧接着就解释为什么“赂秦”就会亡国。第三句是设问，第四句是回答。为什么要设此一问，有此一答呢?这是因为六国里边，真正割地赂秦的只有韩、魏、楚三国，至于齐、赵、燕三国，并没有直接割地赂秦。熟悉历史事实的人，可以根据这一点提出“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的疑问。作者为巩固自己的论点，使论点无懈可击，就用设问的办法，主动地提出这个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然后用“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个理由，来回答那个疑问。这就是说，由于诸侯中出现了赂秦的国家，不赂秦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支持者，那就必然不能单独地保全。对于可能发生的疑问既然作了回答，作者这就可以有理由用肯定的口气，再一次重申自己的论点：“故曰弊在赂秦也。”我们看，作者提出的论点非常明确。这一段里边的话，都是从逻辑上确立这个论点的。句与句之间，意思连接得很有条理，很紧密，作者写文章的时候，考虑得极为周到。第二段，紧接上文，阐明为什么诸侯以土地赂秦必然自取灭亡的道理。开头“秦以攻取之外……固不在战矣”三句，分析秦国的疆域之所以能够大量地扩展，六国诸侯的土地之所以大量地丢失，主要是由于割让土地，而不是由于战争。这三句话，雄辩地论证了“非兵不利，战不善”，有力地证实了“弊在赂秦”“固不在战矣”这一判断，语气说得非常肯定。以下“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四句，述说诸侯想用割地的办法换取和平，而实际上秦国却并没有片刻停止进攻。以下“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数句，根据寻常的事理，论证六国用割让土地的办法侍奉秦国，必然要把土地割让完毕为止。写议论文所用的证明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事实来证明，就是摆事实，举例子；一种是用逻辑关系来证明，就是用科学推理的方法，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一段先用摆事实的方法，证明六国之亡非亡于战争，证明赂秦并不能阻止秦兵的进攻；然后用科学推理的方法，用“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这个寻常事理，推论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这个结论。“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跟第一段的“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相照应。这一段里边，有一些排比句，如“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等等。也有一些对偶句，如“暴霜露，斩荆棘”，“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等。在散文中适当地插入这些句子，文章就显得有力，气势就显得壮盛。这段末尾“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一比喻，是个无可争辩的普遍真理，只要说出来就人人能理解，所以很能说明问题。作者把这个比喻紧接着引在自己的结论之后，对于巩固自己的论点，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具有良好的效果。 第二段是就割地赂秦的韩、魏、楚三个国家之必亡说的，第三段是就未尝赂秦的齐、燕、赵三个国家说的。开头“齐人未尝赂秦……齐亦不免矣”三句，用“与嬴而不助五国”作理由，说明没有赂秦的齐国为什么也不免于灭亡。以下“燕赵之君，始有远略……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六句，先总说燕、赵义不赂秦，再分说燕之灭亡由于派荆轲刺秦王，赵之灭亡由于赵王听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作者在这几句话里，称赞燕国一度收到“用兵之效”，惋惜赵国“用武而不终”，意在阐明对敌人坚持斗争的重要性。以下“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一句，说明燕、赵失去强援，也就难免亡国。语意之间，认为燕、赵的灭亡，尚有可以原谅的地方。这一段，从开头到“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分析齐、燕、赵三国之亡是由于失去外援。这也就是直接论证第一段所说的“不赂者以赂者丧”，间接论证“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以下“向使三国各爱其地……或未易量”一句，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看法提出来的假设，推论如果韩、魏、楚不割地，齐、楚、赵的外交、政治、军事路线正确，六国和秦谁胜谁负，还不能轻易地断定。这是反过来对不赂秦则国未必亡加以申说。第四段是惋惜六国为秦国的积威所胁制，所吓倒。这篇文章的第二、第三两段，主要是根据历史事实发议论，这一段则完全根据自己的看法发议论。作者先指出六国本来有很好的抵抗秦国的条件，可是竟为秦国的积威所吓倒，然后顺理成章，用沉痛的心情，警告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吸取这个教训。作者认为“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就能使“秦人食之不得下咽”，现在看来，他对所谓“谋臣”“奇才”的估价未免失之于高。不过六国的国君如果想要抗拒秦国，那么团结各方面的人才，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之一。“团结就是力量”，无论在古代在现代都是一样的。第五段是警告北宋当局不要对敌人用纳银输绢的办法换取和平，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来看，写到第四段的“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本来是可以结束的，可是作者却不在那里结束，又添了最后一段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在论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出来的感慨。从文章的结构来说，这是中心论点的引申，好像没有也可以；从写作的目的来说，这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主旨，这两句话却非常重要。这里谈一谈这篇文章的风格和渊源。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文章，多半得力于《战国策》和《史记》。宋朝的古文家王安石曾说三苏的文章是“战国之文”。三苏里边，苏洵尤其擅长作策论。他的策论一般写得极为雄辩。明朝的古文家茅坤评这篇《六国论》说：“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人(主张合纵抗秦的一派)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六国论》的笔法，有的地方确实像《战国策》。其中论六国赂秦之失策的话，主要的部分就是出于纵人之说。试看《六国论》说：“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这很明显地是出于战国时期主张六国合纵拒秦的有名的外交家苏秦的话。《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韩宣王，说：“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现在河南宜阳)、成皋(现在河南虎牢)。今兹效之(效之，献给他。效，呈献)，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又如《六国论》所引“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这个比喻，是苏秦的弟弟苏代的话，苏代也是主张合纵拒秦的。这不都是“由《战国策》纵人之说来”吗?再谈一谈这篇文章的结构。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先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第一段)。然后就着论点层层深入，反复论证：先论直接割地赂秦(指韩、魏、楚三个国家)，则“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第二段)。继论齐、燕、赵三国虽然没有割地赂秦，但是赂秦的国家既然相继灭亡，那么他们失去强有力的支援者，也就不免于灭亡，这就是所谓“不赂者以赂者丧”，仍然是“弊在赂秦”(第三段)。然后转过来从反面说，指出六国如果不赂秦，团结天下的人才并力抗秦，那么秦国人就不可能平安无事；指出六国之亡，是由于被秦国的积威所吓倒(第四段)。最后说，六国都是诸侯之国，他们如果不赂秦而起来抗秦，既然还有获得胜利的可能，那么堂堂的天下大国，那就更没有重蹈六国灭亡覆辙的道理了(第五段)。这篇文章的脉络很清楚，结构极为完整。再谈谈这篇文章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这篇文章一共用五百多个字，表达了这么多的意思，这是由于文章的结构谨严，作者对所要说的这些话应该如何前前后后地加以安排，考虑得很周密，尤其是由于语句写得精练有力。这篇文章里边，不仅没有可有可无的话，就是必须说的话，也不曾过多地使用笔墨。例如第一段，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还解释了有关论点的两个问题，话并没有说许多，意思却表达得十分明确。最后一段，讽谏北宋朝廷不要用纳银输绢的办法向契丹和西夏屈辱求和，话只说了两句，并没有直接谈时事，宋、契丹、西夏这些国名都没有出现，可是这两句话却使读者清楚地领会到这里面还有文章，谈起来只觉得意思深远，不禁要反复吟味。第二段，用“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来描写创业的艰难；用“举以予人，如弃草芥”来描写向敌人屈膝的国君对祖国疆土的毫不爱惜，“今日”“明日”极言割地之频；“五城”“十城”极言献地之多；“一夕”极言苟安时间之短暂；“起视”“又至”极言秦人入侵片刻也不肯停止。在严肃的讲道理的议论文里，运用这样一些描写形容的语句，很能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第三段，一边叙述历史事实。一边就加以分析评论，写得极为简洁。最后谈谈苏洵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论述战国时期六国灭亡的原因的。作者先论证六国的灭亡，由于赂秦，然后提醒治国的人应当吸取这个历史教训。读这篇文章，应该知道作者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软弱的一个王朝。宋太宗以后，国势就渐渐衰弱。宋朝初年，北边已经有敌国契丹，宋仁宗时，西边又出现了敌国西夏。宋朝受着这两个国家的威胁和侵犯，却不敢对他们进行坚决抵抗，只想用屈服妥协的办法向他们纳银输绢换取和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后来称辽)缔结澶渊之盟，宋朝答应每年给契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契丹派使者到宋朝要求割给他们晋阳(现在山西太原)和瓦桥(在现在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十县的土地，结果定盟由宋朝每年给契丹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三年，西夏向宋朝上书请和，宋朝每年赠给西夏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朝这样一再向敌人屈服妥协，结果增加了敌人的财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带来无穷的后患，而实际上并不能换得和平。苏洵尽管不理解秦国当时已经具备了统一全中国的条件，不过他写这篇文章借古讽今，向北宋统治者敲起警钟，指出对敌人不用武力抵抗而只是一味屈膝求和，结果必然招致灭亡，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说，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空泛的史论，它是明显地具有现实意义的。(见《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