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导学案2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导学案教学指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是六十多年前那个秋天里最大的新闻，举国瞩目。据说当时有一百三十多位中外记者前往机场报道，本文作者子冈时为《大公报》记者，也参与了这场新闻报道。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抓住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客观展现了毛泽东这位朴实无华，对豪华的官场生活极不适应的共产党领袖形象，使国统区的人民对这位被国民党称为“匪首”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能有真实的、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国统区，有三份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一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一是立场较为中立的《大公报》。对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这一重大事件，《中央日报》秉承蒋介石的指示采取低调淡化处理，妄图缩小影响，而《新华日报》则浓墨重彩，积极开展宣传。《大公报》虽然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但是他们真诚地呼吁和平，希望避免内战，所以在他们最初的报道中，充分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欣喜之情。像当时的社评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这应该是他们对毛泽东来重庆这一事件的基本立场。本文充分体现了《大公报》这一立场。一上来课文充分渲染了喜悦的情绪：在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接着，作者阐述了这一事件的意义所在：这是一个喜讯，是“祥和之气的开始”，它会给人民带来和平自由，它维系着“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这个意思在后边也多次提到，并进一步阐明此事件对于世界的意义，比如：“于是他们做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做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接下来的部分主要涉及两个场景，因此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机场的欢迎场面；一是在张公馆的面对面采访。毛泽东来渝这一事件引起了记者的新闻战，当赫尔利大使的专机抵达时，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这架飞机。子冈细致客观描绘了这一场景：警卫在维持着秩序，美国的记者“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镜头，塔斯社的社长普金科会心地笑着迎接自己的老朋友。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场的“中国摄影记者不多”，作者评价说，这“强调了国际间关心中国团结的比重” 。真的是这样吗？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力图用新闻封锁降低毛泽东赴渝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因此在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的情况下，虽然重庆有几十家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驻重庆的记者，其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到机场采访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作者客观描述了这个现象，实际上却暗含着对国民党当局欺骗伎俩的揭露。当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出现在飞机舱口的时候，“掌声和欢笑声齐作”，而前来迎接的几位大人物，也“以极大的安定来迎接这个非凡的情景”。这个场面的描绘，似乎暗示着人心所向。对于毛泽东来渝的意义，作者又一次作了强调：“这个在9年前经过四川边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上。”这句话巧妙地点明了国共两党过去的关系和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使事件本身顿时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在描述场景的同时，子冈不忘把自己的“镜头”对准毛泽东。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她的描绘中，这个人物衣着很普通，相貌很平凡，有一口陕北口音，面对这个热烈的欢迎场面，他似乎有些不适应，反复地重复着“很感谢”这三个字。随后，子冈敏锐地捕捉到两个细节：“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这两个细节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朴实，传达给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领袖形象。36年后，子冈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作为一个白区的地下党员，在长期热烈的向往之后，终于平生第一次，却又是在敌窟中见到自己的领袖──这种复杂的激动之情是难以抑制的，然而又是必须抑制的，因为我的身份是国共之外的‘民营’报纸记者，新闻第二天就得见报，何况还得通过国民党的检查！所以，我只能借助于敌后广大民众渴望和平的心情在字里行间轻轻跃动，来吐露自己深藏心底的兴奋和担忧了。”在机场热闹的欢迎仪式之后，子冈“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跟随着车队来到毛泽东暂时小憩的张公馆，与毛泽东有了面对面采访的机会，从而有了更新的观察和认识。她首先捕捉到一个细节：“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选择这样的细节，暗含着深意，正如作者所说：“在国民党反共宣传中，一向把中共领导者形容得如洪水猛兽，或者粗野非凡。于是我在新闻中特别写到毛主席在张治中公馆中广漆地板客厅里的拘谨行动，甚至打碎了一个盖碗茶杯。‘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我写道。让大家看看，这位革命者是来自民间的一个读书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接下来是直接的采访。子冈向毛泽东询问在谈判中将从哪些问题谈起，他回答说：“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思怎么样。”这句话有理有节，既暗示了和谈的基础是民主政治，同时表明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和谈成与不成，还要看国民党的态度。这些话显示出毛泽东有备而来，对未来的谈判胸有成竹。这是一个朴实，然而却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文化素养的共产党领袖形象，子冈通过自己的客观描述，彻底击破了国民党的歪曲宣传 思考与探究一、在作者看来，毛泽东到重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从课文中哪些语句可以看出来？此题旨在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理解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意义的认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会带来中国和平的喜讯，是“祥和之气的开始”，它维系着“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这个意思在后边也多次提到，并进一步阐明这一事件对于世界的意义，比如：“于是他们做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做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二、阅读课文，说说作者眼中的毛泽东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课文是通过哪些细节体现这一点的。这是一篇人物特写，作者出色地刻画了毛泽东的形象，此题旨在引导学生关注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这是一个朴实的、乡野读书人出身的共产党领袖形象。这主要是通过以下细节展现的：“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三、尝试把文章改写成一篇150字左右的消息，然后比较消息和特写的不同之处。此题旨在引导学生通过改写实践，把握消息和特写的不同点。相关资料一、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张小满）8月2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这一惊人的消息震动了“假戏真作”的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随即调整宣传方针，确定宣传重点，把握宣传基调。第一，配合蒋介石确定的三项谈判原则，大力宣传所谓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政令军令必须统一于国民政府；以中国统一的障碍在于有武装之政党攻击诬蔑“共产党就是要枪杆子”，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不肯让步；宣传“共产党对谈判没有诚意”，反对还政于民等等。1945年9月3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提出：“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 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唯有军队不受个人权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说得振振有词，冠冕堂皇，目的就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统一于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是宣传的基调。第二，对谈判采取低调淡化处理，尽量缩小毛泽东赴渝的影响。毛泽东亲临重庆，震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是轰动性新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毛泽东所乘飞机到达九龙坡机场时，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而重庆的几十家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驻重庆的记者，其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到机场采访的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的还是《新华日报》约来的。国民党力图以新闻封锁减低和缩小中共中央的政治影响及毛泽东赴渝的意义。对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中央日报》的宣传方针是：“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因此，《中央日报》关于谈判的报道很少，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也力求简单，并排在不重要的地位，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也只是在国内要闻版中用两栏标题刊出，不摆在显著地位，从而使报纸版面显得“冷冷清清”，这与最初对“邀请电”的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国民党的宣传相反，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伊始，中共方面便掀起了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高潮，中共根据形势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确定宣传方针和重点报道内容。第一，大张旗鼓宣传毛泽东赴渝的重大意义，继续大力宣传中共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8月28日晨，《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即将赴渝的预告消息。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的当天下午，又专门发出了号外《毛主席今天到重庆》。这一惊人的消息震动了山城。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向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表明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新华日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发表了《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中共掌握的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突出报道。重庆各报刊竞相刊登、转载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对宣传报道工作极其重视，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他把《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召集到桂园开会，研究确定谈判期间新闻报道问题。毛泽东亲自参加。周恩来“指示：我们的记者要和各报的记者交朋友，把主席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主张都要及时地报道出去，要防止敌人扣压稿件，把问题考虑周到。我们的主张是一定要说，但言语不要生硬，讲究方法，不要刺激对方。他们的报纸不登，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登好，要快些”。是日夜，忙碌一天的周恩来、王若飞又举行茶话会招待各界人士，介绍、说明中共的主张和要求，紧锣密鼓地展开宣传工作，力争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专门谈了宣传报道问题，指示《新华日报》“ 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遵照这一指示，《新华日报》贴近实际，以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角度作切入点，刊登了大量人民群众来信，其内容：一是表达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欢迎、爱戴和祝福；二是表达对中共政治主张的拥护和赞成；三是希望国共诚恳商谈，和平解决问题。《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撰写新闻，发表评论，正确有效地把握舆论导向，着力宣传毛泽东赴渝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赴渝谈判本身已表明了中共力量的强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再者，中共宣传的声势越大，国内外对谈判越是关注，势必造成一种声势，形成强大的力量，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不能不是一种震慑，使其不敢轻视和敷衍谈判，不敢不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不敢不保证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大力宣传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坚持谈判一定成功，并以适当方式向外界介绍国共冲突的真相。谈判伊始，中共提出了11项提案，国民党也作出复案。通过几次商谈，已表明双方的主张和要求相距甚远。中共也意识到谈判将不会有太乐观的结果，但可以趁此机会向各界人士表明中共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对于新闻宣传不仅高度重视，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谈判之余，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尽可能会见和接触各界人士，详尽地介绍和阐述中共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大力宣传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始终坚持谈判一定成功的态度。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一再表明：“明知谈判困难很大，还是要谈，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所以，中共应该尽力地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为人民利益必须这样做。”9月13日，毛泽东在首次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冲突，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但将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军，并重占许多城市。”周恩来也强调说：“共产党军队应接受所在区域内的日军投降。蒋介石不允许我军在一定地区接受日本投降，则是不公平的。”毛泽东、周恩来光明磊落地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和立场。这期间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的接触中，在一切场合的谈话都是围绕着人们关心的和平主题，他强调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他的那种“断然截然的口吻，使大家非常信服中共对和平的决心”。当路透社记者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 中共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表现出对谈判充满信心的态度，击破了谈判之前国民党多次散布的中共无意与政府谈判解决纠纷的诬蔑，使中共力争和平的诚意充分显示于天下。尽管中共对谈判的前途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但是坚持谈判一定成功的态度，顺应了民心民意，这既是中共的愿望，也是斗争策略的需要，从而推动了舆论向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第三，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和误导宣传，及时把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中共做出的让步以及国民党的有意拖延等予以披露。国共谈判之初曾约定，在没有结果的时候不向外界公布和介绍谈判情况。然而人们对和平的期望使谈判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国民党含沙射影地大谈军令政令统一，影射中共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诬蔑中共对谈判没有诚意。《新华日报》不断接到读者来信，要求公布谈判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议论纷纷，甚至传出了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为了公开阐明中共的政治主张，澄清事实，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介绍谈判情况，说明目前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并向外界表明，为了顾全大局，中共“苟能求全，不惜委曲”，已作出重大让步。对于国民党大肆宣传的军令政令统一，明确表明中共的看法。毛泽东接见《大公报》记者时指出：政令军令统一是必要的，“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9月21日，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周恩来频频活动，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介绍谈判情况，“指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国民党”。在整个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谈判低调处理和在和平问题上名不副实的宣传，使人们对谈判的关注很难从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上得到了解和满足，人们望透纸背，感到失望。报纸宣传避开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其作用和价值便会大大降低，势必要受到冷落。人们把对事态发展的新闻关注转向共产党的报刊，以致于影响了国民党报纸的销路，引起国民党内报人的重视和反思。《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消极的方针使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受到冷落，陷于被动。与此相反，中共通过广泛宣传，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理解和同情，普遍认为，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正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在谈判中断五天后，主动提出恢复谈判。（节选自《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二、一篇运用“客观报道”手法的典范之作──《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赏析（黄惶）《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是我国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一篇代表作。这篇著名的特写发表于1945年8月，曾经轰动大后方。有人将此作与作家方纪所写的追述延安各界在延安清凉山机场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送行的著名散文《挥手之间》并称姊妹篇。此誉实不为过── 尽管子冈本人谦称：“我很惶恐，实不敢当。”要说这篇特写在写作艺术上给我们的启迪，那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恰当而娴熟地运用了“客观报道”这一高妙的宣传策略，在字里行间巧妙地表达了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从而机智地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使爱好和平的人民“听”到了作者煞费苦心地“弹”出的弦外之音。事实上，对于采访重庆谈判的子冈来说，身处1948年的“陪都”，有很多话确是不宜和不便直说的。早在1938年，子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她都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在重庆工作，秘密地接受中共办事处的单线领导。所以，一方面，当她“作为一个白区的地下党员，在长期热烈的向往之后，终于平生第一次，却又是在敌窟中见到自己的领袖──这种复杂的激动之情是难于抑制的，然而又是必须抑制的”。同时，作为一名以记者身份在白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在这“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历史性关头，她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党的整个和谈宣传，但这种宣传又必须是隐晦的和巧妙的。因为，她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共之外的“民营”报纸《大公报》的记者，而且，报道还须经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才能见报。因而，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她只能采用“客观报道”这一特殊的宣传策略，曲折而微妙地“借助于敌后广大民众渴望和平的心情”，以及作者本人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在字里行间的轻轻跃动”来吐露她“深藏心底的兴奋和忧虑了”。换言之，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面对这般复杂的情势，子冈敏捷而果敢地采用的这一特殊的宣传策略，实可谓是当时唯一有效而又可行的上上之策。所以，尽管她在报道中对自己的报道意图未直言一字，但有心的读者却不难从字缝里体味出作者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广大人民对和平的企盼，以及中共的和平诚意在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中引起的共鸣和反响。为了使自己的报道意图隐于无形，子冈在写作技巧上作了高超非凡的艺术处理。她借用文学中的白描手法（在同时代的记者中，子冈较早地尝试着把文学手法融进新闻写作中），以清丽而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了无痕迹，确乎像一位“中立”报纸的记者在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漫不经心的“客观报道”。但在这用心良苦的“客观”背后，却潜藏着作者想要明确无误地传达的信息。作者对字句的选择、材料的处理、特写镜头的穿插，以及结构的安排等看似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实则是斟酌再三、煞费心机。单说那开首一句便耐人寻味：“新的体验”为何？为何会有“新的体验”？紧接着是没有“口号”“鲜花”和“仪仗队”，却有“几百个爱好和平自由的人士”知道这是“喜讯”，“客观地”摆出一个对比，至于为什么，作者未言传，然人们却可意会。接下来是作者的“也许”，似含糊又似明确地表述了一个倾向，但又让“检查官”抓不住辫子。妙！再下来是记者们的“打仗”，普金科的“ 会心的笑”以及周恩来出现时朋友的鼓掌，和毛泽东等人亮相时“掌声与欢笑声齐作”的描述，都是在一种看似“客观”的态度里意味深长地反映着人心所向。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对毛泽东的描述中特别地，然而又似乎是不经意地提了这么一句：“这个在9年前经过四川边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上。”这样，把9年前的长征与眼下的和谈联系起来，其中意味不是很深长吗？其他如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对这个“非凡的情景”的迎接、记者们如追看“新嫁娘”似的采访、毛泽东的“民主政治”以及“还要看蒋先生的意思怎么样”……如此等等，既话中有话，但又是点到为止。特写还多处对毛泽东的形象及穿着举止作了细致的描述，甚至还特别写了毛泽东在张治中公馆中的拘谨行动，打坏了一只盖碗茶杯。对此，子冈在她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在国民党反共宣传中，一向把中共领导者形容得如洪水猛兽，或者粗野非凡”，于是她在新闻中“特别”安排了上面那个情节，目的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位革命家是来自民间的一个读书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此，从一个侧面就“不动声色”地揭穿了国民党宣传谎言的“西洋镜”。综观全文，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宣传策略的选择上，还是在写作技巧的具体运用上，子冈都真正做到了匠心独运：寓宣传于高明的手法之中，不仅使这则名篇得以通过新闻检查，同时也使文章本身的意境平添了几多幽远与回味；再加作者清丽流畅的散文笔法，更使这篇特写显得生动传神，充满了作者本人的个性魅力。这，或许便是这篇特写历久不衰、充满艺术魅力的奥妙所在吧。1988年1月9日，彭子冈在北京悄然病逝。在送去的挽联中，有一幅称她是“握一管神笔”，“有两只慧眼”，这确是对她一生的精当之誉。新华社的报道中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篇著名的特写，认为该文的“通篇思想与文风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由此，笔者想顺便提一句，由于“客观报道”流行于西方，加之西方新闻界常常将“客观报道”拔高吹嘘至“客观主义”，将他们的报道自视为“纯客观”的、“超党派”的和“超阶级”的，所以“客观报道”曾一度受到批判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潮。事实上，“客观报道”作为一种报道手法，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能用，无产阶级一样能用。而子冈的这篇特写则正是无产阶级记者熟练而有效地运用这一手法的经典之作。即便时至今日，此法也不乏现实意义。比如，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有许多事情只需我们巧妙地、艺术地表明倾向即可，而不宜去直抒己见、大发议论──这其实是国际宣传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策略。再如，对于某些尚存争议或疑义的问题，我们是运用“客观报道” 法好呢，还是记者本人走到前台去下一些轻率的结论好呢？即便是对于先进人物的报道，如果我们能更多地尝试使用“用事实说话”的艺术去报道，而不是动辄便使用“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他只想到别人，从不想到自己”以及“高风亮节”“大公无私”这一类的套话和直露的话，那么我们最终收到的宣传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