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清冷的月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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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清冷的月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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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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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一首清冷的月光曲——苏轼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赏析吴战垒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著名文学家苏轼因对新法持有不同意见,而被网罗罪名,投入监狱。在狱中四个多月,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是挂名的地方军事副理官。)官衔上还加了“本州安置”字样,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离安置所,实际上跟流放差不多。     《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在被贬于黄州的困苦境遇中写的。这篇仅有八十多字的短文,写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作者无法睡眠,到承天寺去找好友张怀民,两个人一同在月光如水的庭院中漫步。作者以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月色之美,创造了一个清冷皎洁的意境,同时也流露出遭贬生涯中自我排遣的特殊心情。它好像是一首清冷的月光曲,每一个音符都闪耀着银色的寒光,都倾诉着作者皎洁而悲凉的情怀。     下面分小段进行分析: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一○八三年),是作者被贬谪到黄州的第四军。夏历十月十二日,正当秋末冬初,夜里已很有点寒意了。“解衣欲睡”,是说寒夜寂寥,百无聊赖,还不如解衣就寝,在睡梦中忘却人世的一切忧愁和烦恼吧!“欲睡”是想睡而还没有睡着。这当儿,“月色入户”,月光悄悄地进门来了。“入户”二字,把月光拟人化,写得自然而生动。月光似乎懂得这位迁客的寂寞无聊,主动地来与他作伴,有意地慰藉我们这位失意的诗人。“欣然起行”,是诗人的反应。写出他睡意顿消,披衣而起,见月光如见久违的知心朋友,欣然相迎。一个被朝廷贬谪的“罪人”,我们可以想见他这时交游断绝、门庭冷落的境况;只有月光毫无势利之情,在寂寥的寒夜里,依然来拜访他。诗人的兴奋和喜悦都已高度地概括在“欣然起行”这四个字中了。这一句与“解衣欲睡”相对照,显得一伏一起;一沉闷,一活跃;完全是两样心情,两种节奏。      苏轼对月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常常以拟人化的手法,把月光写得很富有人情味。例如著名的《水调歌头》写月光“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犹如临歧执手的爱侣,欲去叮咛,频频回首,显得何等缱绻情深;又如《洞仙歌》:“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偷看人间私情密约的月光,仿佛含着几分神秘而羞涩的微笑,使人感到如此调皮而可爱。至于《卜算子》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所描绘的那挂在梧桐上的一钩秋月,夜空中的缥缈孤鸿,已经与独往独来的“幽人”即诗人自己融为一体了。我们不妨说,孤鸿就是诗人的身影,而月光就是诗人的灵魂。这首诗与本文作于同一时期,也写月夜的心境和感受,不过情怀显得更为凄苦和苍凉了。     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诗人见月色而“欣然起行”,充分显示出内心的喜悦,进而想到要与人分享喜悦,应该有人共同赏月,才不致辜负如此良夜。“念无与为乐者”这个“念”字,由“欣然起行”的“行”字转化而来,写出心理活动的发展过程。可是诗人在当时的境遇中,却“无与为乐者”,没有可以赏月同乐的人。作者的心情由欣喜而转入沉思,发出了低沉的喟叹,文情也因此显得跌宕多姿。这句话还可以分两层意思来申说:其一,写出作者在贬居中的寂寞寡欢,即使是多年的老朋友,也不敢与他来往。天上的月亮并无势利之心,而人间却多势利之徒。这是作者的悲愤;这悲愤笼罩着贬谪生活的浓重阴影。一同赏月的应该是同心之人,世上那些庸俗势利之徒,是不配而自己也不屑与之同赏的。那末可以与之赏月的又有谁呢?这是第二层意思。作者在寂寞中求伴侣,见明月而思同心;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句:“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遂至”二字下得十分轻淡,好像不假思索,却包含着能一同赏月者只有这个人,非这个人不可的意思。由此可见张怀民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了。从文章的情势来说,上一句是“止”,这一句是“行”;苏轼自己形容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像这种地方,看起来毫不经意,却显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寻张怀民”的“寻”字,也很值得玩味。它包含着作者的一种揣想:面对如此好天良夜,张怀民一定不会蒙头大睡吧?他大概也在赏月。只是不知他是在庭中玩月呢,还是出门步月。故此需要寻他一寻。这是“寻”的第一层意思。其次,“寻”与“访”不同,“寻”有一种急欲找到失物似的迫切感,这就熨贴地写出了作者渴望与知心好友共同赏月的急切心理。     那末作者要“寻”的这位张怀民,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呢?     张怀民,名梦得,又叫偓佺,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谪到黄州,初到时寓居在承天寺(承天寺故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南)他曾筑亭于住所之旁,在那里可以纵览江山的胜概,苏轼名之为“快哉亭”,并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词赠他,词中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名句。苏轼的弟弟苏辙也为他写了一篇《黄州快哉亭记》,文章中说张怀民虽然屈居主簿之类的小官,但心地坦然,不把迁谪放在心上。公务之暇,以山水怡情悦性,处逆境而无悲感之容,是一位有过人的自制力的性格倔强的人。这就无怪乎苏轼要引他为同调和知己了。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亦未寝”的“亦”字,写出这一对朋友情怀相似;对方的“未寝”也正是作者意料中的事。他不必具体去写张怀民如何如何,只这一句,就足以表达出两人的同心之情了。“相与步于中庭”,可以跟“无与为乐者”一句对照起来读,前后显得有照应,有变化,文情的跌宕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舒展,宛如在清冷的琴弦上拨出几个欢快的音符。“步于中庭”,即漫步在庭院中;这种月光下的漫步,是多么富于诗意!它不同于宁静的凭栏眺月,也不同于狂放的饮酒赏月;而是静中有动,把恬静的心境和诗意的感受化为从容的步履。他们尽可以不发一言,但那和谐的岁月节奏,已足以表达出相互默契的心声了。     苏轼寄居在黄州东坡时,喜欢在月光下扶杖漫步,他曾把这种漫步点化成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luò洛)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诗人在漫步中领略月光的美好,在漫步中思索人生的哲理。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鄙弃人世的喧扰,爱在清寂中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纯洁的境界。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zǎo早)荇(xìng姓)交横,盖竹柏影也。     这是写月光的高度传神之笔。短短三句话,没有写一个月字,却无处不是皎洁的月光。作者用“积水空明”四个字,来比喻庭院中月光的清澈透明;用“藻、荇交横”四个字,来比喻月下美丽的竹柏倒影,可谓钩魂摄魄,精炼得无以复加。以水喻月,本来并不显得新颖,新奇的是作者不用普通的明喻,而以隐喻先声夺人,造成一种庭院积水的错觉,进而写清澄的水中交错着藻荇的清影,触类生发,把隐喻又推进一层,使人感到扑朔迷离,水月莫辩。正当读者恍惚迷惘地加以体味时,作者却轻轻地点出:“盖竹柏景也”。于是恍然大悟。只消一个“影”字,不明写月光而月光的美好意境已宛然具现。另一方面来自真切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又出于高明的烘染技巧。“积水空明”,给人以一池春水的静谧之感;“藻、荇交横”,则具有水草摇曳的动态之美;整个意境静中有动,动而愈见其静。“积水空明”是就月光本身作形容,“藻、荇交横”则以竹柏倒影来烘托。两句之间,有正写侧写之分,收点染并用之妙,从而创造出一个冰清玉洁的透明境界。      这个透明的境界,映照出作者光明磊落、胸无尘俗的襟怀。月下的竹柏倒影,可能也有某种寓意:竹柏是耐寒之物,“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以喻坚贞的操守。月光投影于竹柏,不正是纯洁而坚贞的象征吗?这一写景之笔,看来不仅是记实,而且是一种含蓄的抒情。我们从“积水空明”的意境总体中,联系作者与友人庭中步月的活动,还可以形象地推衍出一个作者没有说出来的隐喻:这一对步月的幽人,难道不就是悠游于“积水空明”中的鱼儿吗?《庄子·秋水》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倏鱼,即白条鱼。)庄子濠上观鱼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当时那种自由自在的心情。只有在这时,他才摆脱了沉重的迁谪之感,忘怀人间的得失,而进入一个表里澄澈的透明世界。这几句是写月光,也是写作者的心境。它是一首美妙的月光曲,也不妨说是一个透明的梦。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作者连发二问,却用不着置答。月色常有,竹柏亦常有,但像我们这样赏月的“闲人”却不可多得啊!寥寥数语,感慨深长。它包孕着作者宦海浮沉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在痛苦中又得到某种慰藉的余甘。试想,一个被抛出喧嚣的功名利禄之场的“闲人”却能有“闲情”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这是有幸呢,还是不幸呢?看来作者是以“闲人”自居,也以“闲人”自傲的。当时他虽有微官在身,却有名无实,“闲人”二字,也许不无牢骚吧?但他自宽自慰,在作于同一时期的《临皋闲题》一文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样的“闲人”,从官场仕途的失意者,变为大自然的骄子,他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治愈政治斗争的创伤,从大自然的神奇秀美中获得精神的复苏和心境的安宁。他发现自然美,吟咏自然美,同时也在发现自己,吟咏自己。美学中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在苏轼这类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世间如此孤寂者又有几人呢?被罪之人,谪居的境遇,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虽然作者情怀豁达,尽力在排遣内心的苦闷,但消极的情绪还是无可奈何地流露出来。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佛、老思想的影响,使他只能奏出这样清冷而悲凉的“月光曲”,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苏轼这类抒情小品,在浓郁的诗情画意中渗透着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他写来朴素自然,情理交融,行文之际,“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明代王圣俞在选揖《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这是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艺术境界。它兼有魏晋文风的通脱和六朝小品的隽永,而又自出面目,代表了宋代小品文的最高成就。明代“公安派”的袁氏兄弟对苏轼十分倾倒,袁宏道说苏轼的文章最可爱的是小品文,如果没有小品文,而只有大文章,那末就不成其为苏轼了(见《引》)。袁宗道因为景仰白居易和苏轼,而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白苏”,把自己的集子题为《白苏斋类稿》。他们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时,向苏轼学习抒情小品的写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创造出一种清新活泼的文风。从明代“公安派”的山水小记,到张岱的《陶庵梦忆》,及至清代袁枚、郑板桥的散文,都可以看到苏轼抒情小品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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