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志异》幻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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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聊斋志异》幻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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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试论《聊斋志异》幻想艺术[摘要]《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创造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汇集了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篇章是写现实故事以外,大多数写一些幻想的花妖鬼魅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中奇异的幻想正是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体现。本文就从《聊斋志异》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奇想迭出笔生风,以幻想逻辑塑造幻想,拓展幻想的自由度等级方面阐释《聊斋志异》浪漫主义幻想艺术特质[关键词]幻想世界 颠倒 幻想逻辑 拓展幻想[正文]《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创造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就《聊斋志异》的创造而言,将这部作品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杰作相当普遍,然而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说“蒲松龄的艺术方法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①。“《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来自幻异领域,不论他们来自哪里,作者都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描写他们的性格。”②又说:“作品都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描绘各自的情态,揭示他们的心灵和气质。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使得《聊斋志异》所写的人物千姿百态,人各一面。”③这种说法不免给人削足适履之感。笔者认为《聊斋志异》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中奇特幻想正是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其中体现。本文从《聊斋志异》的创作实际出发,着重探讨它幻、异、奇,从而把握住《聊斋志异》浪漫主义艺术的重要特色。下面,文章将从《聊斋志异》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奇想迭出笔下生风,以幻想逻辑塑造幻象,拓展幻想的自由度几个方面阐释《聊斋志异》浪漫主义幻想艺术特质。一、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是写现实故事以外,多数都是充满奇异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世界却充满了人间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所起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毋庸讳言,《聊斋志异》却是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针对当时的封建官府。但并不满足于对黑暗现实的反映和揭露,它是要借助于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来表达作者自己特有的感受,特有的见解,特有的孤愤和特有的审美追求。 以《罗刹海市》为例,作者所要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引起的极端荒谬的感受。他发现当时的社会有许许多多极不合理的颠倒,而且不是一层而是多层的颠倒,因之显得特别荒谬,如“黜佳才而进凡庸”、“陋劣幸进,英雄失志”、“官虎吏狼”、“官兵之害甚于盗贼”等等。怎样表现这种荒谬感,他构想了一个罗刹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是颠倒的。首先是取才以貌,不考虑德才,这是用人标准的颠倒。其次,取貌又以丑为美,以美为丑,这是美丑的颠倒。再次,人之貌越丑,官位越高,相国面目最丑,得的官位也最高,这是高下的颠倒。还有涂面目如张飞,丑也就变成美,这是以假面目为美,以真面目为丑,美假好坏的大颠倒。由此可见,作者对罗利国的描写,决非一般的反映,而是长期观察思考后的一种表现。这种发现当然来自现实,但已超越了现实。在长期观察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基础上,认识有了飞跃,发现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平是颠倒。这种颠倒表现在各个方面,美丑、是非、上下、真假等等。最后将这个发现,用奇幻的艺术创作方法,创作成一个奇幻的故事。这就是罗刹国奇异之处。可以说,《聊斋志异》的巧设幻境、幻真交融以及各种难以意料的奇想,都不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作者深入思考、上下求索、追求理想的表现。《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就是把现实社会转化为幻想世界的过程,力图把读者带进一个新的天地,引向一个新的境界。二、奇想迭出笔生风奇特的幻想是现实生活激发起来的,但它的表现形态和现实形态却有很大的差异。巩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的事,却可以出现在幻想里。“幻想可以超过自然的事变过程,也可以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过程始终达不到地方。”④人人皆可幻想,但幻想的路子不大相同。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幻想,才可称为奇特的幻想。《聊斋志异》里的许多作品全靠奇特幻想吸引人。可以这么说,没有奇特幻想,就不成其为《聊斋志异》。奇想在《聊斋志异》的艺术构思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首先,蒲松龄往往以奇想为动力推动情节发展,构成奇幻故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优美形象,而对调戏、玩弄妇女的轻薄行为则给予尖锐的批评。《瞳人语》所写的方栋见到漂亮的女郎就狂追不已,两眼死死盯住,因此遭到女婢撒土迷目之惩。奇妙的是,他被沙土迷了的眼睛竟有个大不及豆的小瞳人,居住其中,转眼之间成了个“ 睁眼瞎〃。眼里出现小瞳人这一奇想又引发后来的种种奇想:两个小瞳人的种种活动,关于花园珍珠花枯死的对话,深感眼里隧道太弯曲,出入不方便,商议开个便门等。后来方栋决心痛改前非,小瞳人便移居一处,令其复明一目。这样,凭借小瞳人的奇想,构成一个富有奇趣的故事。奇想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深化了人物性格,塑造出奇幻形象。《席方平》、《张鸿渐》、《红玉》三篇作品都写蒙冤受曲而向官府状,由于幻想不同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就不一样。当然,依照现实的描写,也可以表现席方平的刚强不屈。但有了遁赴冥府告状的奇想,便可凭借幻想,进一步刻划席方平的铁汉子性格。他奔赴城隍、都司告状连连受挫,以为告到冥府,当可伸雪。想不到阎王更坏,还未开口申辩,已被打了二十大板。当时席方平还抱有幻想,反问:“小人何罪?”阎王置若罔闻,再下令狠狠地打。这一打,把席方平打清醒了,他忍不住愤怒高喊:“我挨打是应该的,谁叫我没钱呢?”阎王恼羞成怒,令左右打手把他放在红通通的火床上烧烤。烤毕再问:“还敢告吗?”席方平当然不会被酷刑吓倒,斩钉截铁地回答:“大冤没有昭雪,我不会死心。如果说不告了,那是欺骗大王。我一定要上告。”接下来是更残酷的锯刑。锯毕,阎王又问敢不敢再上告,席方平稍作思考,忽然表示再不上诉。这意外的转折,决非表示屈服,而是领教多次酷刑之后,使他看透了冥府的腐败,从中学得一点聪明,决心改变斗争策略,显示出他性格机智的一面。此后还有曲折的斗争。不过,毋须再介绍下去,人们已可清楚了解奇想对深化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奇想,不但有助于塑造奇幻形象,也大有利于表现独特的情思。《翩翩》写罗子浮被社会上邪恶之徒“诱去作狭邪游”而陷于绝境。照现实生活逻辑,摆在罗子浮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于街头,二是认错回家。但作为奇幻小说,却为之提供第三种可能:邂逅仙女而获得新的出路。《翩翩》所写的仙境与别处小说不同。那里的仙女们裁蕉叶为衣,取白云作袄。吃饭时剪下山叶,要鸡有鸡,要鱼有鱼,应有尽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幻想大概是从清代人民的贫困生活激发起来的,还不算什么特别。这则故事构思的奇妙处在于作者设想:仙女们把罗子浮接到山洞,既不是鄙弃他,也不是把他养好了权当狎客,更不是引导他从丧魂落魄转向富贯之途,而是用溪水治好他的满身毒疮。当他复生邪念,则令其顿觉袍被无温,还原为秋叶,使之惊骇警觉,不敢再生妄想,以此来治好他从污浊社会里染上的恶习。故事表明,看透人世、满怀孤愤的蒲松龄深感世风日下,热切希望人世间应由真诚、友爱和互助去代替虚伪、欺伴和贪婪。依照再现生活的艺术模式,很难真切地表现这些独特的情思。 充满奇想,是《聊斋志异》的显著特色。说它迭出,不只是指整部《聊斋志异》奇想层出不穷,更是指在一篇作品之内,常以奇想引发奇想。蒲松龄运笔如风,也和奇想联翩密切相关。三、以幻想逻辑塑造幻象作家创作小说,也许很少考虑运用什么逻辑,而是凭直觉、灵感、经验和想象。他最关心的是表现好情思写好人的形象。但任何成功之作都有其特有的内在逻辑。当然这逻辑不像哲学家那样用概念直接表达,而是隐藏在故事人物的背后。细读《聊斋志异》,可以发现隐约存在这种独特逻辑。《促织》围绕一只小小蟋蟀的得失进退牵动着成名的每根神经。《石清虚》也因一块奇石的得失隐现给邢云飞带来变化不定的喜怒哀乐。决定这蟋蟀的得失进退、奇石的得失隐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物情绪的起伏变化、人物命运的穷通顺逆的就是作品的内在逻辑。要使作品成为有生命的艺术整体,不能没有逻辑。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运用什么内在逻辑呢?有些学者断言,《聊斋志异》完全依据现实逻辑,这未免把复杂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其实,《聊斋志异》创作除遵循现实逻辑外,还大量运用感情逻辑、心理逻辑、幻想逻辑等。而形成《聊斋志异》主要特色的则是幻想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交织,可简称为幻实交融。具体到每篇作品,幻想所占成分各有不同,交融方式更是千差万别。就总体面言,奇特的幻想起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聊斋志异》故事表明,封建专制的可怕不只是冤狱遍于国中,更严重的是有了冤案,申诉无门。作者感愤于现实,一再为民呼冤叫屈。现实无法解决的难题,一生进入《聊斋志异》的幻想世界,什么虎官吏狼,什么权势人物,尽管他们可以胡作非为、横行一时,但结果没有一个能逃脱正义力量的惩罚。《续黄梁》里的曾太师,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大施淫威,夺田搦女,“荼毒人民”,结党营私,“奴隶官府”,横行不可一世。到头来,下场比谁都惨。最令人解恨的是,曾积蓄平生卖爵鬻名,枉法霸产,合共贪得三百二十一万钱,冥王给了这样的判决:“彼既积来,还令饮去!”于是,金钱立刻烧化成溶液,几个鬼差轮流用杓子往他嘴里灌,滚烫的铜水流在脸上,皮肤烧得焦臭爆裂,灌进喉咙,五脏六腑都被烧焦了。作品妙笔生花,在此处适时插进一句:“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幻想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 毫无疑问,《续黄梁》含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叙述曾太师的作威作福,遵循的是现实逻辑,而在整篇作品中,幻想逻辑仍然起主导作用。如果只遵循现实逻辑,或让现实逻辑起支配作用,作品必将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以另一种结局告终。幻想的实质是突破现实,超越现实:变不可能为可能,变不合理为合理,变正不敌邪为邪不敌正。《聊斋志异》里的灵狐奇鬼,更是作者幻想的产物。这些狐鬼精魅,绝大多数都幻想为少女形象,或隐或现地表现了作者的孤愤、意愿和理想,当然,这些女子形象有不少是封建秩序内的正面人物,如鼓励丈夫追求功名富贵的风仙,养育前妻子女,忍辱负重,毫无怨言的吕无病,都没有违抗封建的意思。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罗网,为挣脱封建锁链而奋起抗争的叛逆女性。她们以新的姿态表现出新的精神风貌。呈现出一个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狐鬼世界,表现了蒲松龄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蒲松龄运用幻想逻辑创造的这些奇幻女子形象,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朱明理学盛行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往往具有向封建传统观念挑战的意味。四、拓展幻想的自由度谈及幻想,人们常说幻想要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这当然是对的,农耕时代,不可能幻想出航天飞机,但在登上用球还绝不可能之时,为何早已产生嫦娥奔月的故事昵?看来,幻想既受现实生活制约,又力求突破这种制约,是制约和突破的统一,而且突破是主导的、更为重要的一面,决定幻想的实质的是突破而非限制。《聊斋志异》的奇特幻想不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受社会现实生活的制约,但如果过于强调受既有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制约,而忽视它超越传统、突破现实的更为重要的一面,那将忽视甚至抹煞作者的独创精神和《聊斋志异》的奇异特色。那么,《聊斋志异》的奇特幻想怎样在现实制约中突破制约性获得自由呢?这里举数例稍作说明? 一跳出现实生活圈而得幻化自由之妙。《促纸》揭露了封建时代进贡制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假如作者的创作构思不敢冲破现实生活的限制,只是遵从现实生活的轨迹,那么,唯一的前景只能是家破人亡,这种状况,当时随处可见,何奇之有?但有了成名之子幻化促织的奇想,故事情节陡转,幻想境界异彩纷呈,整篇故事的风貌大不一样,《促织》也因之成了一篇惊心动魄的绝妙文章。 二跳出封建礼俗圈而得抗俗自由之妙。《青娥》表现了青年男女渴望自由爱情。假如作者的创作构思不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只是遵从“非礼莫视”的陈规,那么,霍桓虽然痴爱青娥,也只能望高墙叹息,回家去做相思梦。这种悲剧己演出了千百年,并不新奇。有了神奇小铲的奇想,高墙被挖通,礼教堤防被冲破,自由爱情得以实现,故事风貌也因之令人耳目一新,在古代众多的爱情故事作品独独树一帜。  三跳出僵化模式圈而得创新自由之妙。《聊斋志异》涌现一大批鬼狐妖魅形象,假如作者的创作思路沿袭自古流传下来的狐媚模式、鬼怪模式、神仙模式等,那么,即使增添数以百计的淫狐、恶鬼、妖怪、神仙,《聊斋志异》也只能淹没于众多的志怪小说之中。有了种种突破模式的大胆幻想,《聊斋志异》才以自己的独特风貌而成其为《聊斋志异》。 四跳出常情常理圈而得奇理之妙。《司文郎》是以抨击科举制为主题的科举故事。作者的创作构思若照常情常理,王平子只能眼巴巴看余杭生中举做官,宋生和瞎和构发表:“造物所患,其命也乎”之类的感慨,徒唤奈何!有了以鼻嗅文的奇想,主考官虽然没有出场,却在“帘中人并鼻盲矣”的言谈和“下气如雷”的细节中受到无比辛辣的讽刺,文中种种奇思异想,奇趣横生,读之可感奇情奇理之妙。可见,拓展幻想的自由度,关键在于是否敢突破、是否敢超越。不敢突破和超越,就不能有幻想,更不会有大胆、新奇、深刻的奇特幻想。阎王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神明。古往今来的作家几乎都把阎王形象视为刚正严明、秉公执法的象征。蒲松龄却发挥独特幻想,塑造了三个新的阎王形象。一是《席方平》里的阎王,那是个贪赃枉法、凶狠残暴的阎王。对这个形象,前面已作过评述。这里再补说另外两个作者独创的阎王。《阎罗薨》叙述某巡抚之父生前是南方总督,平生无惨害百姓的劣迹。只因误调镇师,导致“适逢海寇,全军尽覆”,冤死者讼于阎王,正要依法治罪。其父托梦于儿子,说:“阎罗非他,明日有经历解粮至,魏姓者是也。当代哀之!勿忘!”第二天,果然有个姓魏的经历押运粮食经过这里。巡扰马上传人,向他长跪求情,魏不得已承认自己确为阎罗,但又强调阴间之法极严,无能为力。在上司巡抚强求之下,勉强答应“曲为解脱”。冤死者鸣冤不已,魏某于是呼唤鬼差将巡抚之父押赴油镬,略微炸一炸,借此平定群鬼的怨愤,第二天,巡抚去探望魏某,发现他已经死在官舍了。魏阎罗虽没有索贿受贿,而且一再推托,强调“阴曹之法,非着阳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只因为碍于上司情面,怎么也推辞不了,只在判决时曲为解脱,从宽发落。作为执法官,没有严格执法,自己因而也遭到了严惩。可见阴间执法之严酷,不像阳世那样,可以凭长官意志,任意徇私枉法。《李伯言》篇塑造了另一个阎王,故事说李生到阴间暂代阎罗王审案。虽惩治甚严,倒还算秉公执法。可是等到审理亲家的案子,封建社会“裙带风”的老毛病就跑了出来,他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庇护一下违法的亲家。想不到当他心里正盘算如何袒护的时候,“ 忽见殿上生火,焰烧梁栋”。李生急消一念之私,则火顿灭。蒲松龄写完这则故事,大发感慨:“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谁谓夜台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党廨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这三个新的阎罗形象:一个是贪赃枉法、凶残贪暴终于被告倒的阎王;一个是出于同情心、执法不严而受惩致死的阎王:一是存偏袒之念,受天火警告而不敢偏私的阎王。这三个新阎王形象,都是蒲松龄大胆幻想的产物。作者创作这三个新阎王形象为了表达什么新见解呢?是为了打倒名正实邪、徇私枉法的阎王,还是为了呼唤真正刚正严明、秉公执法的阎王出现呢?看来,两者兼而有之。蒲松龄喜爱幻想,但在幻想时仍保持几分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幻想,只是幻想而已,幻想并非观实。因此他在构想种种阎王形象的同时,在《李伯言》篇中又出现“幻火烧梁”的奇想。假如公堂之上出现作弊行为,即有天火烧梁,以示瞥告,那就不怕执法者不公了。这种奇特的幻想,很容易引起衔冤负屈者的共鸣。“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党廨耳!”这把火,不会是天火,而应该是人民的愤火。也只有人民的愤火,才能烧掉暗无天日的封建殿堂。从三个新阎王形象的塑造中,可知蒲松龄突破惯性思维的能力较强、幻想的自由度较高。至于他的力量和智慧从何而来,恐怕只能从他所处的地位、经历的坎坷、与下层人民命运的关联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从以上四方面着重论述了《聊斋志异》在创作上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艺术特色应该具有多面性,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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