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念》详细参考资料《文艺新闻》有关报导之一：《文艺新闻》1931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进步刊物，综合性文艺周刊，于同年5月起接受“左联”的领导。之二：《文艺新闻》的有关报道二期发稿后，在许多的来信中有下面的一封信——打听柔石、胡也频、岭梅、殷夫等作家行止的。关于此消息，本报尚未有所闻，谨刊出原函，以待确实知道他们的读者来报告。唯吾人但愿后说之不确也。编辑先生：……在这时我有一个衷心的恳求，即是希望关于文艺界一个不幸的消息的回答。假若文艺新闻是忠实于文化，忠实于新闻的话，它将不放弃这个回答吧！最近听说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一名岭梅）、及白莽（一名殷夫）等四人忽于一月十七日同时失踪！原因不明，至今已二月余，尚无着落，胡君的爱人丁玲女士及柔石等的亲友，到处寻访，依然无线索可寻，关心文艺界者皆凄怆终日。后忽一传闻，谓胡君等系皆被逮捕，早于一月前枪毙，原因则云或与所谓“左翼文艺运动”有关。听者震痛，夫此四君者，皆为最近中国文坛上活泼有为之青年，对文艺上文化上皆粗有贡献。果如后说，则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矣。贵新闻社本严笃中正效忠于文化的立场上，其有以教我否？若有关于此不幸传闻之真确消息，务请在贵刊上有所公布以安读者为祷此请筹安。文艺新闻读者蓝布上蓝布先生：来示所询，无从奉复，谨刊出尊函，仍以不安而“安”先生对他们的惦记。……特此祝好。新闻部三，二一。朝华社：又称朝花社。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8年秋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柔石、许广平等。曾出版《朝华甸刊》，印制《艺苑朝华》等。《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德国出版的一部文字丛书“三道头”：指上海租界里的外国巡捕。他们的臂章上有三条横道的标志，故称“三道头”。这称号有厌恶鄙视的意味。景云里：上海北四川路东横桥一边，是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出客栈后最早住过的地方。丸善书店：日本东京的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艺苑朝华》：朝华社出版的美术丛刊。鲁迅、柔石编。1929至1930年出版《近代木刻选集》、《蕗谷虹儿画选》等外国美术作品五集。《蕗谷虹儿画选》：鲁迅选编，并作《小引》。《小引》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蕗谷虹儿，现代日本画家，以插图画著名。明日书店：许杰等人于1928年开办的书店。许杰，浙江天台人，现代作家。“明日”二字，取自许杰用“张子三”的笔名出版的一本文艺理论读物——《明日的文学》，意思是暗示无产阶级革命。该书店于1932年关闭，在开办期间，曾出过一些进步书籍。1931年1月，该书店经理林郁青曾出面请柔石为该书店办一份杂志，并提出要出版鲁迅的译著。“大部的小说”:《纪念》第二部分第十自然段中说：“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他（冯铿）的主张的。”柔石加入“左联”后，曾经打算创作一部反映革命生活的长篇小说。这个长篇的计划相当大，他要写出一个长工的艰难的一生。有一次，柔石对他的友人魏金枝说：“我没有写过革命的作品，现在要试一试了。”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这部作品只开了个头，他就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了。《拓荒者》：“左联”领导的文艺刊物之一。“这一夜……在一个客栈里。”: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被杀害后，鲁迅的处境更加危险，被迫于一月廿日下午携带许广平、海婴，避居日本人开的旅馆花园庄，共住了三十九天，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回旧居。《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1931年创刊，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向子期：名向秀，字子期，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他的好友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他很悲痛，写了一篇《思旧赋》来纪念他们。由于当时处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之下，向秀不能直书其事来表达自己的哀思。所以文章写得短而隐晦，全文只有一百几十个字。珂勒惠支夫人：德国女版画家。鲁迅曾经印过她的版画集。她的作品大多以工农的苦难生活和革命斗争为内容。“左联”五位烈士被害时，她和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希特勒登台后，禁止她的作品出版和展出。那盖勒（现通译纳格尔）曾评论她的作品具有“强有力的，无不包罗的母性”。《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间的杂文集。古时上海有个无聊文人，对鲁迅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说鲁迅说话口吃，用得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不入腔，不入流”也是指他们说的话，鲁迅不去迎合反动派，不会讨好那些无聊文人，而是坚持真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间，驻上海的日本侵略军从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中国驻守上海的的蔡廷锴、蒋光鼎部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前线。抗战一个多月，日军死伤一万余人，三换司令。但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最后中国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林莽:楼适宜的笔名，浙江余姚人，文艺工作者。 (1823—1849)：现译做“斐多菲”，匈牙利著名诗人，他写了许多优秀诗歌，并积极参加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活动。1849年在保卫祖国、抵抗奥地利和沙皇俄国侵略的战争中牺牲。有关鲁迅与《奔流》的关系 《奔流》是鲁迅、郁达夫编辑的文艺月刊，共出15期。鲁迅为该刊写编校后记十二则，分别发表于1928年6月20《奔流》第一期、7月20日第二期、8月20日第三期、9月20日第四期、10月30日第五期、11月30日第六期、12月30日第七期、1929年1月30日第八期、4月20日第十期、6月20日第二卷第二期、8月20日第四期、12月20日第五期；自第二卷第二期起改称《编辑后记》，均署名鲁迅。后收入《集外集》附录。 “鲁迅初到上海，以编《奔流》花的力量为最多，每月一期，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目的无非是为了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 十二则“后记”是鲁迅在每期编校过程中，对本期所刊文章作的说明。第一则在介绍郁达夫所译屠格涅夫《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一文时，批评了一些人滥用“堂·吉诃德”的名字攻击别人的做法。在介绍《扁额拟狂言》时，对“专挂招牌，不讲货色”的“批评家”提出忠告。第二则指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第二则在介绍所载几幅画像时，还对叶灵凤借鉴外国美术作品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第三则扼要介绍易卜生及作品对中国的影响，“
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文中还介绍了自己译校的《文艺政策》，对1924年苏联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两种各执一端的错误观点都作了批评。第四则重点介绍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的作品。第五则主要答复社会上对于《奔流》编者，译者和刊物的种种意见。其中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第六则着重介绍本期所载自己三首译诗的三幅外国名画家的插图。第七则对本期内容和托尔斯泰作了简要介绍：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对当时我国文坛某些人指责托尔斯泰、不务实际空喊口号的作法，予以批评。涉及了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和估价文化遗产的问题，显示出鲁迅正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此进行思考。第八则主要感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落后的状况，表现出鲁迅对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高度重视。第九则告白读者《文艺政策》各篇译文至本期全部登完。为使读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与实践“知道得更清楚”，似将发表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同时回敬创造社一些人对自己翻译本书的攻击：“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第十则旨在说明：续承中外文学遗产，只能是从中取得借鉴，而不能用以代替创作：“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第十一则重点介绍自本期起连载的冯雪峰的译文《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底诸流派》，指出该文“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在中国译介该文“可以‘打发’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第十二则，说明本期拖期的原因，着重评述本期介绍的五个外国作家及有关的评论文章。“后记”从不同方面表现了鲁迅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刊物的编者的战斗风貌。他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提出问题，发表感想；他为读者着想，极端负责，工作态度认真严肃，编刊作风严谨细致；作为编辑，他具有深湛渊博的知识，有奖掖扶持新生力量的精神和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热忱。 这些“后记”体现了鲁迅博大精深的特点。涉及的中外古今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繁多，所议论的问题大多是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写来却自由灵活，要言不繁。三言两语，包含着真知灼见，字里行间，闪耀着思想锋芒。与读者交流，坦率诚挚，直剖明析，文字简洁，偶或幽默讽剌，学术性与艺术性并茂，可谓篇篇金玉，字字珠玑，可资编辑工作者师法。白莽 一 白莽即殷夫。殷夫：1909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代诗人。在家名徐柏庭，读书时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等。浙江象山人。1926年前后到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并从事文学创作。1927年4月被捕，囚禁三个月。释放后，进同济大学读书。1928年加入太阳社。殷夫于1929年离开学校，从事青年工人运动。1929年9月，他在丝厂罢工中再次被捕。释放后，继续从事青年工人运动。1930年参加“左联”，并曾担任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编辑，是“左联”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作品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黑浪》等。 二 殷夫，一名白莽，姓徐。一九○九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从小爱学习，九岁时能读各种小说，十三、四岁开始写诗，后到上海读书。 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几乎被枪决，释放后，到同济大学学习，德文、英文都很好。一九二九年九月，纱厂罢工中又被捕。遭到毒打，不久被释放。 一九三○
年成立左联，他立即加入。他的诗多是写工人生活的，写作勤勉，也写一些散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杀。著译有《孩儿塔》（诗集）、《伏尔加的黑浪》（诗集）、《苏联的农民》（翻译）等八种。这传和诗 《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下简称《纪念》）第一部分第五自然段中说：“他（白莽）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此处的“传”指的是奥国作家AifredTenise原作，白莽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这里应指出的是：由于白莽的译稿是从德译本转译的，他曾将“彼得斐·山陀尔行状”误译为“山陀尔·彼得斐行状”。对此，鲁迅先生曾有过说明：“传”的“作者的姓名，现在这样是德国人改的。发表的时候，我想仍然照匈牙人的样子改正（他们也是先姓后名）——。”（《鲁迅书信集·致白莽》1929年6月25日）“诗”指的是匈牙利诗人原作，白莽译的九首诗。这九首诗是：《黑面包》、《在野中》、《酒徒》、《我要变为树……》、《听哟，那迷人的……》、《生与死》、《我的爱情——不是……》、《原野的小岛》、《雪哟，大地的……》。 以上均载1929年11月《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专号》。“我们第三次相见”是哪天 这是1929年的“热天”，殷夫（白莽）第三次出狱的时候。这是殷夫在丝厂罢工斗争中被捕，出狱时间在7月12日以后的7月间。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也曾回想起殷夫热天穿大棉袍，满脸油汗，对鲁迅笑着说：“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了。” 至于第一回，是1927年4月，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几被枪决，后囚禁三月保释；第二回，1928年秋天被捕，原因不详。不久，保释出来，软禁在象山县城（丹城）大嫂家中。这两次系他大哥徐培根保释出来的。又一次的被了捕 金戈 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在追忆“左联”五烈士之一的白莽时，两次提到他“又一次的被了捕”，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无论从展示这位青年革命家的精神风貌看，还是就增强文气的连贯性、章法的严整性而言，都有不言而喻的妙用。但这“又一次的被了捕”到底说的是哪一次（固然不可能是第一次），发生在何时何地，课本却未予注解，教参亦未作说明，教与学均感不便。为了弄清来龙去脉，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总算找到了答案，并由此发现了解相关史实对于解读该文，深入透彻地领会其思想蕴含颇有裨益，故辑录整理如下，供同行参考。 吴泰昌同志在《殷夫的成长说明了什么？》一文（见吴泰昌著《艺文轶话》，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指出：“文艺界一提起殷夫，就想起他是诗人。其实，他那短暂的经历表明，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搞文艺创作只是他业余的活动。”这是对白莽（即殷夫）的高度评价。作为革命家的白莽，1926年在上海读书期间就与革命运动发生了联系，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进行创作活动。在此后短短五年的斗争生涯中，竟有四次被捕经历（地点均在上海）。第一次被捕是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囚禁三个月，由大哥徐培根（任国民党政府航空署署长）保释出狱。第二次是1928年秋，由大嫂托人保释出狱。1929年，白莽离开学校专门从事青年工人工作，成为事业革命家，同年7月，在上海丝厂罢工中第三次被捕，囚禁一个时期后被释，这就是课文中“又一次的被了捕”
的那一次。第四次即文中写到的1931年1月17日。联系这四次被捕的特殊经历，体味文中的有关描写，不能不对这位青年革命家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真是历尽磨难，痴心不改，为争自由甘献青春！ 但归根结底，白莽与鲁迅的交往毕竟是以译作为媒介为发端的。在他身上，革命家和诗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1924年，白莽开始创作组诗《放足时代的足印》，后改入诗集《孩儿塔》中。1927年在狱中写成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署名殷夫投给太阳社的《太阳月刊》，后发表于该刊1928年4月号。这是白莽公开发表的第一组长诗。此后不断有诗作问世，如包括《别了，哥哥》在内的组诗《血字》、组诗《我们的诗》等均发表于《拓荒者》等左翼刊物。他一生创作诗歌近百首，另有小说、随笔、戏曲、译作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红色鼓动诗。当年的“左联”领导人之一阿英（钱杏邨）(1900—1977)生前不止一次地提到，“殷夫的有些诗，不仅内容好，艺术上也好，至今都耐读。这在初期革命文学作品中是难得的。可惜死得太早。”他认为“在死难的左翼青年作家中，柔石的小说，殷夫的诗是突出的。”（引自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出处同上。）1930年，诗人编成诗集〈孩儿塔〉，共收诗65首，生前未能出版，鲁迅保存了诗稿，并于1936年为之作《白莽作〈孩儿塔〉序》一文，对烈士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了《殷夫选集》。 白莽是1929年6月用“白莽”的笔名给《奔流》投稿的。《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主编的一份文艺月刊，以刊登翻译作品、评论为主，也刊登创作，鲁迅常为刊物作编校后记。而白莽1927年就开始学德文，所以能翻译德文版的彼得斐传和彼得斐诗；投给《奔流》，正是情理中事。课文告诉我们，鲁迅接到译稿后，“就发信去讨原文”，“他就亲自送来了”，于是有了第一次相见。这是1929年6月24日的事。但第二天，白莽即来信表示“很悔和我相见”，鲁迅则诚恳作答，说明原委，指点译误，并送去藏书，邀约译诗，白莽终于消除误会，将译诗送来。“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情浓墨淡的一笔，不难使人体会到这志同道合的一老一少开怀叙谈的融洽氛围和友谊增进的喜人情景。若非如此怎会有后来的刚出狱，大热天穿着厚棉袍，来鲁迅处“打门”这生动的一幕呢？如果不是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信赖，他又怎会毫无顾虑的如实相告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呢？（文中着一“才”字不是既突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的高度警惕性，也表现了这种“同志的信任”吗？）而据文中“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之交代，联系《奔流》1928年6月创刊，1929年12月停刊，共出15期的史实，可知当白莽出狱时，译作尚未刊出，鲁迅“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这预付稿酬的细节同样体现了这位文化革命旗手、文坛宿将对年轻战友的关切、体贴和深挚爱心。至于“左联”成立后的再次赠书，同样是战斗情谊的又一个具体体现。 当然，鲁迅与白莽的交往毕竟时间不长，见面也只三次，所以直到“左联”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但正因为如此，后来回想起来，尤觉弥足珍贵。在烈士牺牲的两周年忌日，面对“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白色恐怖，鲁迅冲破封锁，发而为文，通过与白莽交往过程追忆，由表及里递次深入地镂示出这位青年革命家和文学家坦直热情、坚强乐观，奋发有为、脚踏实地的感人风貌，也清晰地映现出他们之间由编缉者和“素不相识的投稿者”的一般关系发展为相互信任、情深谊长的无产阶级同志关系的真实进程，真是历历如见，感人至深。就全篇而言，这部分内容是抒情高潮到来的前奏之一，而确切了解上述史实，则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吸收这部分叙事所提供的信息，从而披文入情，更自然地产生情感的共鸣。柔石一 柔石，姓赵，原名平复。一九○一年生于浙江台州宁海县。因家庭困难，十岁方入小学。一九一七年入杭州师范，爱好写作，为“晨光社”
社员。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并从事写作，有短篇小说《疯人》。一九二三年到北京大学旁听。回乡后，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教育改革。大革命失败后，柔石逃往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并组织“朝花社”，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 一九三○年，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后，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编辑主任。五月，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枪杀，身中十弹。著译作品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二月》、戏曲《浮士德与城》（翻译）、《阿尔泰莫夫氏之事业》（翻译小说）共十二种。 二 柔石：原名赵平复，1902年生于浙江宁海（今并入象山），1917年赴台州，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读书。1918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1925年春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年底回浙江任镇海中学教员，后任教导主任。1927年春，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长。1928年5月参与宁海亭旁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上海，从事文艺活动。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当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嗣后，作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作品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三姊妹》、《二月》；短篇小说集《希望》。译著：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丹麦短篇小说集》。 三 柔石：不死的青春龙华喋血 1931年2月7日晚，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在收风时，看守长亲自带人点名，点完一间号子（牢房）便销上一间。这条森严的收风是从未有过的，犯人预感到要出事了。深夜，看守长拿着名单指挥看守提人，提出来的犯人戴着脚镣向前走，一边回头与狱友们点头告别。 就这样，二十几名共产党人排成一行，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了沉寂的暗夜，行刑的士兵把黑洞洞的枪口从屋子里伸出来。突然，一阵枪响，前排的同志倒下了，后排的同志也在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等口号声中倒了下去。 屠杀的枪声停止了，空气已经凝结，烈士们的遗体被抛入早已挖好的坑内填土掩埋。殷红的鲜血浸过了土层，映红了墨黑的长夜，射向辽远的苍穹！ 二十多名年轻的共产党人被残酷地杀害，举世为之震惊！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五位青年盟员，他们就是：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和殷夫。 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的忌日，鲁迅先生沉痛地撰文：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金桥柔石 柔石这个笔名，因为他的《二月》等名篇而为人熟知，但是柔石的本名及他这个笔名的来历人们则知之不多。 柔石的家在浙江海临县城内，这座浙东山城，负山面海，柔石家的门前是阡陌纵横的田园，东侧的路上有一块很大的长石条，石上镌刻着“金桥柔石”四个古朴而饱含诗意的大字。后来，柔石就用这四个刚柔相济的字分别作为自己的笔名，而“柔石”用得最多。
五四运动前一年，柔石考入浙江一师，这是一所具有较浓厚的文艺气氛的学校，也是东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里除了有音乐书画无一不精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外，还有新文学名家朱自清、俞平伯等。在浙江一师，柔石表现了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参加了晨光文学社，后来的湖畔诗人冯雪峰、汪静之等此时都是晨光的社友。 五四运动对柔石的影响很大，但他却没有过多地参加学生运动，因为当时他是相信教育救国的理论的。1926年秋开始，柔石投入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先后在临海、镇海等地任教。 1928年四月初六，临海亭旁一带农民举行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大暴动。临海中学的几个地下党员就是暴动的领导人，暴动被镇压后，学校也被搜捕。暴动发生时，柔石正在沪杭一带为学校募捐，等他回到学校，一切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且柔石与暴动的领导人都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必然会成为国民党注意的对象，处境非常危险，就这样柔石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在鲁迅身边 上海，对于柔石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会。可是，两手空空的柔石该如何去面对生活呢？他找过工作，可处处碰壁。“求人不如求己之志”，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去开辟生活的道路。在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柔石默默地修改着一直带在身边的小说稿《旧时代之死》。 那时，上海成为新文学作家的集散地，鲁迅也于这年十月偕许广平来到上海定居、开始了最后十年最为卓越的战斗生涯。这些，都给准备卖文为生的柔石创造了条件。在朋友的介绍下，鲁迅答应为柔石看稿并热心予以推荐出版。正是这部长篇成了柔石与鲁迅相交的机缘。 1928年9月以后，柔石搬到景云里23号居住，这里原是鲁迅的寓所，因为它紧临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环境嘈杂，鲁迅就搬到景云里18号，而把这里让给柔石等人合住；后来由于柔石等几个青年人没有家眷，吃饭不方便，鲁迅就叫他们一起搭伙。这样，柔石就能与鲁迅朝夕相处，不仅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还享受到了融融如家庭的快乐。 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记下了他们生活中相互关照的情形：“……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鲁迅对柔石有着特别的喜爱和器重，他说过：“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柔石。” 在鲁迅的关怀和帮助下，柔石的创作进入了黄金季节，他的代表作《二月》、《为奴隶的母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在左联的阵营中 在20年代末期，以创造社为主的进步的左翼文化阵营与鲁迅等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随着形势的发展，进步文艺界急需团结起来，由于柔石和鲁迅的特殊关系，在他的引荐下，冯雪峰来到上海后得以与鲁迅相识相交。在论战中对鲁迅进行过批判的冯乃超在拜访鲁迅时也特意请柔石作陪。就这样，在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柔石外，如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大都是共产党员。在筹备左联的过程中，柔石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还参与了讨论左联纲领、拟定发起人名单。
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即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这里离鲁迅和柔石住的景云里不远。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当时文委书记潘汉年指示让柔石、冯雪峰专职保护鲁迅，要他们在一旦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从后门撤退。柔石当时还不是党员，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及他与党的密切关系。 1930年5月，经冯雪峰介绍，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给自己的秘密工作作掩护，他请友人王育和与明日书店接洽，在书店挂个编辑的名称。由于安全的需要，他不断地搬家，最后搬到静安寺泰利巷，这是一个秘密的地点，柔石与同志们的联系也不断改用化名。在鲁迅的日记中，从7月开始柔石的名字就改用“平复”或“平甫”了。狱中狱外 柔石被捕的当天下午，巡捕押他到明日书店，问经理是否认识。经理看到柔石咬牙示意，就回答说不认识，又见柔石带着手铐，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待巡捕一走，慌忙跑去告诉王肓和，当晚，冯雪峰就从这里得到消息，第二天，鲁迅也从朋友处得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柔石被捕之后，明友们急忙托人找律师打听消息，刚打听到老闸捕房有一个叫赵少雄的共产党嫌犯，很快又移交到市公安局。 在龙华狱中，柔石先后给冯雪峰、王育和传出两封信，一个星期后，曾让人带出一个纸条，说是狱中的水泥地很冷，要朋友送被头和衣服去。由于无法送去，一周后，他又递出一个纸条，这次没有提天冷的话，只是要朋友们将自己被捕的消息瞒住他的老母，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人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柔石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回到家乡，庆祝年迈的母亲六十寿辰，母亲盼望儿子已经双目失明，但是柔石只能在家陪伴一个星期，为了党的事业，他辞亲别子，又回到战斗的黄浦江畔。 十几年后，柔石的好友林淡秋深情忆念：……这位《旧时代之死》的作者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的心里：那天然的卷曲的头发，那躲在细边眼镜后边的近视眼，那微驼的背，那浓重的乡音。……他的生与死，我一直默默地咀嚼着，嚼出火、嚼出光，有时也嚼出一点悲凉。“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 柔石在上海是怎么和鲁迅先生来往起来的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是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柔石从家乡到上海不久，就住进景云里二十三号。这儿原是鲁迅居住，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中说：“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后来让给柔石等人居住）。”鲁迅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日记》说：从景云里二十三号“移居里内十八号屋”，可见柔石搬进景云里的时间，应在九月九日以后。当时柔石非常敬仰鲁迅，一九二三年还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先生讲课，但二人并不熟悉。柔石埋头写作，却苦于无处发表，象他这样一个不出名的新作家，没有名人介绍，其作品是很难发表的，于是想到了鲁迅先生。林淡秋在《忆柔石》中曾谈及此事：他问柔石“稿子出路找好了吗”？柔石回答说：“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于是鼓起勇气去找鲁迅先生帮忙。鲁迅先生热情支持，使他喜出望外，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给他哥哥赵平西的信中写道：“福已将小说三册，交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愁蹇促矣！……” 根据柔石搬进景云里的时间（九月九日以后）和柔石写家信时间（九月十三），柔石和鲁迅先生在景云里的第一次来往，应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三日之间，是柔石送小说求鲁迅先生批阅。方孝孺 一
方孝孺(1357—1402)明代浙江宁海人，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明惠帝（失允炆）时任侍讲学士，文学博士。1402年，燕王朱棣(ｄī)，即后来的明成祖，兵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后，他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被杀，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870余人。著有《逊志斋集》。 二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明浙江宁海（今浙江省象山县）人。宋濂弟子。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名其室曰正学，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任翰林侍讲学士。燕王朱棣起兵，当时朝廷诏檄多出其手。燕兵入京师（今南京），称帝（成祖），命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不从。成祖顾左右授笔札曰：“诏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遂被杀，宗族亲友连坐死者凡十族，达八百四十七人。福王时追赠文成。著有《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他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他认为好的文章都是艺术性的创造，不能靠模仿古人。他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诗歌，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岂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当二子之为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应于手，况自知其神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所以他的文章雄健豪放，时有新意。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巫祝欺人自欺的可恶和可悲；同时讽刺社会上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人。《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实际并没有“将兵”的本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作者于篇后说：“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为文宗旨，于此可见。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叶灵风叶灵风：当时一个庸俗无聊的文人。有一个时期常为刊物和文艺书籍设计封面或作插图，大都是模仿甚至剽窃蕗谷虹儿的作品。他曾恶意地攻击鲁迅为“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见《戈壁》（半月刊）（上海）第二期，1928年5月15日。 她与周毓英之流，曾经伪装革命，混入“左联”。后来，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走卒。“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 一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 南开大学附中编写的《鲁迅作品教学》中说：“
朝花社是由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集资成立的。柔石的钱由鲁迅垫付，鲁迅又以许广平的名义再入一股，所以朝花社的资本五分之三由鲁迅出。王方仁说自己的哥哥开的教育用品社可以赊纸给朝花社，并答应代售书刊。结果纸很坏，印出的画很不好，卖出的书刊收不回钱，王方仁又为家里盖祠堂奔忙，结果朝花社赔了钱，只好结束。朝花社的倒闭，鲁迅、柔石出钱出力结果赔了钱，王方仁赚了便宜跑到外国留洋去了，对鲁迅的‘人心惟危’说减少了。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说：‘社会是黑暗的，有时候做坏人的得到便宜，做好人反而吃亏’。”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中也谈及此事，内容和《鲁迅作品教学》所讲是一致的，并提到：“朝花社赔钱停办，但是王方仁家的教育用品社开得更昌盛了。” 二 《纪念》第二部分第五自然段中说：“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在这段话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朝花社为什么会“倒闭”，其二是鲁迅为什么“不想说清”朝花社倒闭的原因。 我们知道，朝花社是鲁迅与柔石等几位青年于1918年11月设立的一个文艺团体。创办这个文艺团体的目的，鲁迅在《纪念》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主要“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在筹办这个文艺团体之初，朝花社同人们首先碰到的是资金问题。朝花社所需的资金，名义上是由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四人集资而成的。但柔石当时没有钱，他入朝花社的资金是由鲁迅预先垫付的。而鲁迅除了给柔石垫付，并自己入了一股之外，他还以许广平的名义加入了一股。因此，朝花社的资本有五分之三是由鲁迅垫出的。朝花社所需的纸张的来源，是由朝花社同人之一的王方仁介绍他哥哥开的教育用品社卖给的，这个教育用品社不仅卖给朝花社纸张，而且还代为销售朝花社所出的书刊。但是，王方仁哥哥开的教育用品社卖给朝花社的纸张，是极坏的劣质纸，不但不利于印朝花社编选的外国名家版画，而且连一般的书籍也较难印制。而代为销售书刊的书店，除收取大量的代售费之外，竟不付朝花社代售的书费，因此，朝花社不仅蚀光了本钱，而且还欠了债，只好倒闭。朝花社倒闭了，而王方仁哥哥开的教育用品社却日见其兴旺，王方仁也忙着为他家建立祠堂，后来还到德国留了学。总之朝花社从筹办到开张，鲁迅出钱出力，柔石含辛茹苦地工作，可从中渔利的却是王方仁兄弟。鲁迅在1930年1月9日《致霁野》的信中说：“朝花社之不行，我早已写信通知。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现在将社停止了。”这“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就是指鲁迅、柔石他们上了王方仁的当。朝花社的倒闭，给“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然而，事实也教育了他，使他对别人有了更深的认识。当鲁迅最初向柔石提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时，他还有所“抗议”，经过朝花社的波折之后，柔石“对于我那‘人心危惟’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 那么，鲁迅为什么“不想说清”朝花社倒闭的原因呢？原来，这是有他的难言之处的。朝花社同人之一的王方仁原是厦门大学来到上海的，与鲁迅认识较早。在厦门期间，他与鲁迅有过一定的交往，到了上海之后，他又与柔石住在一起，鲁迅和柔石的交往，也是由于他的介绍而熟识的。所有这一切，鲁迅是不便明说的。因此，鲁迅在《纪念》一文中，只能以曲折的笔法说他“不想说清”朝花社倒闭的原因。冯铿 一 冯铿：女，1907年生，又名岭梅，广东潮洲人。192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五卅”时期即参加潮州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她从农村逃亡到上海读书，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作品有：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重新起来》，短篇小说《乐园的幻灭》、《红的日记》等。
二 冯铿，一名岭梅，一九○七年生于广东省潮州。学生时代，对于压迫者就极富于反抗精神，五卅运动时，她十八岁，代表潮州学生联合会参加各革命团体活动。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活。参加左联后，被派参加中央苏维埃准备会工作，她把全部精力交给了革命，废寝忘食，但从未表示丝毫疲倦。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秘密枪杀于龙华。她自被捕至遇害，虽备受牢狱之苦，然态度镇定，意志坚决。临刑时激昂壮烈，与同志们高呼革命口号。遗著有《重新起来》（中篇小说）、《红的日记》（短篇）、《春宵》（诗集）、《婴儿》（戏曲集）等十三种。 早凋的才女：冯铿十月先开岭上梅 在南国的岭东地带，韩江之滨、潮州城下，有座冯公馆，馆主是一位原籍杭州的小盐官，因为资助一位外地的寒士上京赴闱而惹官司，弄得门庭冷落。后来那位寒士金榜题名，贵为广东巡按，出巡潮州，拜访冯公馆。于是，冯家又由败落而中兴。 公元1907年即近代女杰秋瑾就义的那年11月5日，冯公馆诞生了一个女婴——这就是左联五烈士中的唯一的一位女性作家——冯铿。冯铿出生在阴历10月，大哥据唐代樊晃的诗《南中感怀》：“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句，给妹妹起了一个颇为文雅的名字：岭梅。 冯铿的父母都是官宦之家的子女，母亲幼年曾从学于潮州著名的藏书家丁日昌，又任教过汕头友联中学。冯铿的兄姐的名字都别具深意，是他父亲为怀念杭州而起：如大哥印月、三姐素秋、四哥瘦菊等。家里排行最小的女儿冯铿，自幼受到书香世家的熏陶，酷爱文学。她的三姐有反抗意识又富有才华，尤其那场轰动潮州的自由恋爱对冯铿的影响很大，三姐是她的启蒙老师。 小冯铿生得浓眉巨眼，貌似男子，又不喜修饰，爱好辩论，一望而知是个个性刚强、性格鲜明的人。从小，冯铿就有一股不妥协的精神，对社会上的不平现象深恶痛绝，自己曾自豪地说过“从不把自己当女人”的话。 1921年春天，冯铿进入了潮州著名的友联中学，这是一所在“五四”运动中建立的具有战斗传统的学校，当时活跃在学校中的有著名的社团“友中月刊社”，冯铿很快成为社团的骨干力量。《友中月刊》曾寄赠过鲁迅并得到鼓励和赞许。其实，冯铿在15岁时便开始在父亲的高足许美勋主编的汕头《时报》副刊上发表文艺作品。大哥冯印月将她取名为先开的岭梅的预言实现了。被称为“大作家、女演员、女革命者” 1925年春天，是冯铿人生道路的一个新的起点，她进入了友联中学高中部学习，此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风暴兴起，而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更是首当其冲。韩江卷起了怒涛，潮汕咆哮起来，往日平静有序的学校生活被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所取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给了冯铿以极大的鼓舞和锻炼，也使她的热情和才智如火一样迸发出来。冯铿被选进汕头学生联合会，她像一只海燕，带着青春的热力鼓振起刚刚长成的翅膀，勇敢地冲进革命的风浪。 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潮汕，冯铿和同学们组织慰劳小队到近郊农村乡下慰劳驻军；“五卅”惨案发生后，她立即组织演剧队筹款支援罢工工人。1925年，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部队进入汕头的第三天正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汕头军民召开纪念大会，周恩来和几位苏联顾问包括加伦将军莅临会场，冯铿参加了这次大会，见到了周恩来和加伦将军，她异常激动。
那时冯铿带领学生演剧队，自己集编、导、演于一身，加上她出色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所以当时冯铿有了“大作家、女演员、女革命者”的称号。她当时的作品除了发表在友联中学的《友联期刊》外，主要的阵地就是《岭东民国日报》副刊，这份报纸是时任东江行政委员的周恩来委派李春涛主办的。阳光是七彩的，生活也是七彩的。 中学时代的冯铿是一位有血有肉、刚强而又不乏温柔的南国少女。对外，她如男儿一样豪气和刚强；而在内，她一样有着丰富的少女的情怀。正处于青春期的冯铿，虽然有火热的外面世界在吸引着她，但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又时时使她陷入苦闷的深渊。原来，冯铿早恋上了她父亲的学生穷青年许美勋，最初两人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在文学的道路上，许美勋给了她很多的帮助，两人由谈文学、社会、人生进而到了互相的爱慕，可是，冯铿的父母却要将女儿许配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同时，在革命的浪潮中，一些不良的现象给缺乏判断力的冯铿也带来矛盾和苦闷，她厌倦了家庭，也厌倦城市的喧嚣。 1926年底，19岁的冯铿在友联中学高中部毕业了，考试结束那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来到恋人许美勋的房间，一进门便喊道：“从今天起我便可以冲出狭的笼飞出来了！”两位年轻的恋人相拥着漫步在寂静的海岸边上长谈，冯铿表达了她的理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村，一边写作，一边教书，生活朴素而和谐，这样既离开了厌烦的城市又摆脱了有家庭的重压。 就这样，两个青年乘火车、坐小船，来到了许美勋的出生地——旗地，开始抒写了他们的田园梦幻。流亡生涯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惊破了冯铿的田园梦。4月的一个夜晚，冯铿的四哥赶来报告《岭南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春涛等同志被杀害、大哥冯印月也被捕的消息。接着，敌人来剿乡，冯铿与许美勋连夜跟着农民转移，她乔装男性，两人伪装成兄弟，到了一个小山村，过了几天，风声更紧了，冯铿又患了病，只得由几位农民护送到山下的村子里。从此，他们开始了流亡的生活——这村住一个月，那村藏半个月，受到农民兄弟的关怀和救助。 这一年的深秋，又黑又瘦的冯铿和患病的许美勋一起冒着危险回到汕头，他们只能蜇伏在家中，到处仍然是压抑闷塞的气氛。 1928年春天，由于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谋生，两人离开汕头来到澄海任县立小学教员，冯铿还兼县立女校的教师。但是，由于冯铿仍保持疾恶如仇的性格，对女校长的无耻行为当面给予斥责，恼羞成怒的校长就以“背景可疑”、“赤化”等罪名向县当局告状，冯铿被免去了教职。他们又回到了汕头，此时生活上毫无着落，精神上非常苦闷，她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整夜失眠。于是两人又一起来到汕头以北的一个小村镇——埯阜，仗义、热情的朋友把他俩带到家里一座无人居住的书斋的楼上，让他们暂且在此好好休息。这里满园树木，外面紧锁的门上刻有“亦园”的两个大字布满蛛丝，楼窗面对着潮汕铁路。生活虽然暂免漂荡，但他们的心却无法安定，每当火车拉着长笛奔驰而过，心绪便好像随之冲向远方。 海上行 在亦园，冯铿利用这安定的环境，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带有自叙的性质，寄托了冯铿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渴望。 1929年元宵节，冯铿与许美勋一起从汕头乘海轮来到他们向往已久的上海。到上海的第一天，冯铿就去凭悼“五卅”血案的踪迹，并与老大哥杜国痒（林伯修）取得了联系，得到潮汕籍师友洪灵菲、柯柏年、戴平万等人的引导和帮助。那时，许美勋在北四川路公益坊38号南强书局当编辑，与王任叔等人合办《白露》月刊；冯铿进了持志大学英语系读书，后又转入复旦大学，终因工作需要和经济困竭而辍学。
到上海后，冯铿以从事革命工作为主，她经常参加革命活动，“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常常在暮色苍茫中出没于工人区，学会了与巡捕和包探“捉迷藏”的好戏。 1929年5月，在杜国痒等的介绍下，冯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次年3月，冯铿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并分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革命与恋爱 在繁忙的革命斗争中，冯铿与左联五烈士的另一成员柔石结识了。 冯铿非常钦佩柔石的文学才华，柔石也被冯铿火热的情感和坚毅的性格所吸引。两人在随后的革命活动中并肩战斗，互相间的感情与日俱增，1929年10月，他们结伴同游杭州。柔石还介绍冯铿与鲁迅相识，鲁迅日记1929年12月31日记载：“上午寄还岭梅诗稿”，可以肯定这是冯铿在向鲁迅请教文学创作问题。在冯铿的激励下，柔石决心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鲁迅知道后，担心地问： “这怕难罢，避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 “只要学起来！”柔石坚定地回答。 随着两人情感的不断发展，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却给这对热恋中的情人带来了烦恼：柔石已有结发的妻子，冯铿也有同居了几载曾风雨与共的男友许美勋。原来，早在浙江一师读书时，17岁的柔石就在父母之命下，与吴素英结婚，妻子虽然勤劳朴实，可是大字不识一个，两人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旧式婚姻的苦果使柔石常常陷入痛苦之中，且不说这不幸的婚姻已有了果实——儿子已出世。那时，柔石的妻子在老家生活，而冯铿的男友则就在他们的身边，而且是一同战斗的朋友。该怎样去抉择？ 现在我们仅能从保存至今的一封信看到当时革命者的爱情观，这是柔石1930年10月20日写给许美勋的信。亲爱的同学，许峨（许美勋笔名）兄： 我们相见虽只有三数次，但我们早有互相的了解，所以我不辞冒昧的写给你这封信，希望你安静地读完，如有错误的见解，更希望有所指正。你现在或者在怨我，在骂我，我都接受。因为在这个时代，紧张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斗争上。“一谈恋爱，便无聊了。”我往常常是这样说。这并不是诅骂恋爱，轻贱恋爱，因为恋爱多半有角，有角便有纠纷，便妨碍事业，贤明如兄，早想知道的。在我，3年来，孤身在上海，我没有恋爱。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但我的主旨是这样想：“若于事业有帮助，有鼓励，我接受，否则，拒绝！”我很以为这是一回简单的事。 一月前，冯君给我一封信，我当时很踌躇了一下；继之，因我们互相多于见面的机会的关系，便互相爱上了。在我似于事业有帮助但同时却不免有纠纷；这是事实告诉你我，使我难解而有烦恼的。 你和冯君有数年的历史，我极忠心地希望人类的爱人，有永久维持的幸福。这或许冯君有所改变，但你却无用苦闷，我知道你爱冯君愈深，你也当愿冯君有幸福愈大；在我，我誓如此：如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再见冯君，我是相信理性主义的，我坦白向兄这样说。兄当然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也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欲。这期间，存在我们三个人的理性的真的爱情，希望兄勿责备冯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在我们，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我相信一定可以解释明了，圆满结束的。所以我向兄写这封信。 闻兄近来身体不好，希望珍摄！并祝努力！ 弟柔上
不知道许美勋收到信后有何反应，但冯铿和柔石在1931年初公开同居了。不幸的是这艰难而新生爱情的美丽花朵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史沫特莱为她痛哭 在左联中，冯铿是凤毛麟角的女盟员中颇有文学才华的作家之一。其时也被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在紧张而危险的革命工作的间隙，她仍耕耘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1930年5月1日，冯铿完成了她的第二部中篇小说《重新起来》，这是她参加左联后奉献出来的第一部力作，作品以自己从潮汕到上海后的革命活动为素材，洋溢着乐观的革命精神；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冯铿又将目光投向“中国那一片在地图上已染成红色”的苏区，创作了小说《小阿强》和《红的日记》，后来成为中国现代“从军日记”文学系列中值得人们注意的作品。编辑赵景深在发表时特别在刊物后记中予以推荐，后来日本作家尾崎秀实也对这部作品给以好评。 1930年9月17日，冯铿在荷兰西餐馆参加了庆祝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在会上，冯铿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在这次会上，冯铿认识了史沫特莱，后来当夏衍把冯铿牺牲的消息告诉史沫特莱时，她竟失声痛哭了，因为正是在这次会上，冯铿给史沫特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狱中，冯铿等都遭到拷打，她虽然关押在女牢，柔石还设法打听她的消息，在柔石传递出来的信中几次提到冯铿，在给同乡王育和的信中写到：“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希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在死亡逼近的日子里，柔石关心他的战友们也更关心冯铿这位战友、爱人。据说，冯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中竟身中九弹！ 左翼作家联盟 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沈端先（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起应（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1935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 《纪念》第三部分第一自然段中说：“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这里所说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是何人？他“所做的中国游记”是怎样一本书？ 关于“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究竟是何人的问题，曾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是指埃德加·斯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最近有人指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应指的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学语文教学》1984年9期） 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位呢？根据鲁迅原文及有关史实，我们认为，“
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鲁迅在文章中说，他托柔石送给殷夫的那本书，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的“一次大会”上送去的。再查《鲁迅日记》，我们知道，1931年1月25日，鲁迅曾“以strang之《China’sReise》赠白莽”。白莽即殷夫，strang即斯特朗，也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由此可知，“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鲁迅送给殷夫的那本“中国游记“是《China’sReise》，“China’sReise”系德文，可译作“中国游记”，也可译成“中国旅行记”或“中国纪行”。有的同志认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是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或《大地的女儿》，这都是不对的。“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 柔石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的。一月十七日午饭后，柔石赶到东方旅社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冯雪峰说，这次会议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集会（冯雪峰：《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由于叛徒唐禹告密，开会时特务包围了会场，柔石等同志不幸被捕。柔石被捕以后，曾被押到明日书店。王静在《关于柔石的一些事情》中有如下记载：巡捕指着柔石问明日书店的经理林达青认识不认识的时候，林达青见柔石用力将牙齿咬一咬，意思是叫林不要承认，林就推说不认识。巡捕接连问了好几遍，才将柔石押上囚车带走了。柔石的同乡王育和在《忆柔石》中还记叙了柔石受审的情况：王育和请张横海律师出庭为柔石辩护。在帝国主义租界法庭上，法官读了被告姓名和“罪状”后，国民党在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把“罪犯”引渡。当时法律规定：凡在租界内发生的案件，应由地方法院审讯处理。张律师依法提出抗议无效，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同意引渡。审讯很快宣布结束，不顾柔石等人的抗议，被拖上刑车，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学德文 柔石在狱内第一封避书中说：“……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各种教学参考书对此多有分析，说这表现了柔石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对的，但却无人提及柔石在狱中的另一件事。万政在《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中说：柔石在龙华狱中和柴颖堂同关在一个牢房里。据柴回忆，柔石经常要他讲述狱中情况，及同志们狱中的斗争故事，柔石听起来十分用心，并用筷笔（把一支筷子的一头劈开，夹上一个铅笔头，扎上线做成的）记下，写成文章，编了号包起来，说等出狱后要编成一本书，公诸于世。 二月七日晚，荷枪实弹的宪兵到监狱来提人，柔石意识到屠杀要开始了，在与柴颖堂分别时，把一包文稿交给柴，并嘱咐说：“这些东西，请你给我保存好，将来是有用处的。”柴将文稿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敌人撬开地板搜去了第二封信就很不同 一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提到柔石囚禁于龙华牢狱中的两封遗书。现已查实，这两封遗书迄今仍完好地保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 第一封狱中遗书存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原件为一张6厘米×
19.5厘米的白纸，正反面都有铅笔字迹。纸色因年久已变焦黄，铅笔字迹也因年久而模糊。信纸上下端贴在一张约莫16开大小的宣纸的右边偏中地位，而左边是鲁迅亲笔端正地书录的柔石遗书的正反面内容。可以看出这张宣纸显然是经过鲁迅精心设计的。柔石原信的右半纸边，有撕去一半的痕迹，留有一些字影。 第一封狱中遗书写着： ×兄：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以来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弟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背后的原文：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此信写于1931年1月24日，距柔石被捕后一周。鲁迅在文中曾引录此信，但原信的三处“大先生”都由鲁迅改为“周先生”，又原信“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标点“；”也系鲁迅所加。大先生是鲁迅家里的亲切称呼，他周围的战友也习惯地用此亲密的称谓。柔石称鲁迅为“大先生”，更是充满了尊崇和敬爱的心意。 二 “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 鲁迅在文中提到“可惜我没有抄下”的狱中的第二封信，今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信是柔石牺牲前二天（2月5日）从狱中托人挂号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一位同乡的。此信是柔石的最后绝笔，也是用铅笔写在一张32开大小的白报纸上，并未破残，字迹也比第一封信清楚。信的内容如鲁迅文中所记的，同第一封信有些不同，反映了狱中饥寒交迫的生活。信上说：“在狱中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带青肿，……”信中又提及《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署名“雄五日”。这本《丹麦小说》，后来查明就是柔石牺牲6年后，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麦短篇小说集》，署了金桥、淡秋合译的笔名。（详见丁景唐《柔石烈士的两封狱中遗书》，1963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柔石在狱中给友人的第二封信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带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 大先生能转托得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祝你们好！ 雄 5日 三
关于柔石的第二封遗书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辞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 原先人们以为柔石的第二封狱中遗书已遗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丁景唐的一篇文章：《柔石烈士的两封狱中遗书》，才知道遗书被保存了下来，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今将该文摘录于下： “……信是柔石烈士牺牲前二天（二月五日）从狱中托人挂号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一位同乡的（据林浩的《鲁迅传》说，收信人姓名是‘清溪’，即柔石的同乡王育和，当时他们同住景云里二十三号——笔者），这封信是柔石烈士的绝笔，也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报纸上，并未破残，字迹也比第一封信清楚。信的内容如鲁迅所说的，和第一封信有些不同，反映了狱中的饥寒交迫生活。信上说：在狱中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带青肿……’信末又提及‘《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署名‘雄五日’。这本《丹麦小说》，后来查明就是烈士牺牲六年后，于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麦短篇小说集》，署了金桥、淡秋合译的笔名。”（据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合编的《鲁迅年谱》说，“信中还请鲁迅找蔡元培设法营救。”——笔者） 这篇文章虽未录下遗书全文，但遗书的主要内容已经很清楚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但忽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另外有的参考资料说，左联五烈士是被活埋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 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烈士们遇难信息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出来的，有的说法不尽一致是可以理解的。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新华月报》上刊登了左联的《为纪念被中国的当政者——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革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文中说：在刑场上，国民党士兵让烈士们挖坑，左联的李伟森和其他一些烈士被活埋，当时同志们群起斗争，国民党士兵十分惊慌，急忙开枪，将烈士们全部杀害。笔者就这一问题曾向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请教，陵园的同志说：一九五○年挖掘烈士遗骨时，挖出一件羊毛衫，是冯铿的，上面弹洞依稀可见，看来《呼吁书》的说法是可信的。 烈士就义前的场面是十分悲壮的。据当时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中介绍：“……据狱中的其他囚犯说，这二十四个人是七日深夜不久之前被提出去的。当士兵们来到的时候，男女同志就一起唱起《国际歌》来。歌声透过了墙壁，不断地传到监狱里面来。过了一会之后，就响起了枪声，歌声也减少了几分，大约还有五六个人的声音在唱着。接着又响起了枪声，于是就只剩下一个人的声音了。这个人似乎受了重伤，因为他的歌声时断时续的，在六发枪的最后一声响过之后，这声音也沉默下去了……”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纪念》第四部分第十自然段中说：“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走呢？”关于柔石母亲的眼睛，据柔石的妹妹赵文雄回忆，其时还未失明。赵文雄说：“小哥（柔石）到上海后，只回家一次，还是一九二九年嫂嫂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送嫂嫂回家，顺便住几天。……这年冬天，母亲做六十大寿，吉期定在十一月初三，小哥还没有回来。母亲望儿心切，连眼睛也看不清了（据鲁迅
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记述，我的母亲的眼睛在一九三○年底就瞎了。其实不然，母亲患沙眼，直到临死前几天，眼睛才全瞎了）。终于，十一月初四，他回来了。”牺牲 一关于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 鲁迅为悼念柔石，选取了德国女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发表出1931年9月20日“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号上。 《牺牲》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介绍进中国来的第一幅。《北斗》创刊号扉面刊登此画时，附有对凯绥·珂勒惠支的简单介绍和对此幅木刻的说明： 《牺牲》德国珂勒维支木刻《战争》中之一。 珂勒维支（KatheKollWitz），一八六七年生于东普鲁士之区匿培克（Koenigsberg）在本乡，柏林，明辛学画，后与医生Kollwitz结婚。其夫住贫民区域，常为贫民治病，故K.Kollwitz的画材，也多为贫病与辛苦。 最有名的是四种连续画。《牺牲》即木刻《战争》七幅中之一，刻一母亲含悲献她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时正值欧洲大战，她的两个幼子都死在战线上。 然而她的画不仅是“悲哀”和“愤怒”，到晚年时，已从悲剧的，英雄的，暗淡的形式化蜕了。 所以，那盖勒（OttoNagel）评价她说：K.kollwitz之所以于我们这样接近的，是在她那强有力的，无不包罗的母性。这漂泛于她的艺术之上，如一种善的征兆。这使我们希望离开人间。然而这也是对于更新和更好的“将来”的督促和信仰。 据丁景唐先生1957年的考证，这篇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系鲁迅所作。 二〖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9月20日上海《北斗》月刊创刊号，原题《牺牲——德国珂勒惠支木刻〈战争〉中之一》，没有署名。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时，改为现在的题名。 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是德国版画家。她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牺牲》是她的著名组画《战争》（共七幅）中的第一幅，画一位母亲，闭着双眼，满含悲痛地献出自己的儿子。这是介绍给中国的第一幅珂勒惠支的作品。这篇短文是鲁迅推荐给《北斗》刊登《牺牲》时写的，文与画同时发表。文中简介了画家的生平与创作，强调她的画材“多为贫病与辛苦”；说明《牺牲》是《战争》组画七幅中之一及《牺牲》的画面及内涵；介绍了德国画家、美术批评家那盖勒（通译纳格尔，1994—1967）对珂勒惠支的评价：“K.Kollwitz之所以于我们这样接近的，是在她那强有力的，无不包罗的母性。这漂泛于她的艺术之上，如一种善的征兆。这使我们希望离开人间。然而这也是对于更新和更好的‘将来’的督促和信仰。” 那盖勒的评价基本代表了鲁迅的看法。鲁迅多次推荐和介绍这位女画家和她的作品，曾编印过《凯绥·
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为其写了序。而1931年这次推荐和介绍《牺牲》更有明确的目的。作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谈到，当得知柔石牺牲的消息后，很想在《北斗》创刊号上写一点纪念文章，然而不能够，于是选了这幅木刻，“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也就是以此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作家的罪行。李伟森 一 李伟森：1903年生，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1926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并参加“左联”工作。译著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 二 李伟森，一名求实，生于一九○三年，湖北人。“五四”运动时，以十六岁的青年，领导了武汉学生运动。一九二三年，参加京汉铁路“二七”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暴动。之后到上海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曾编辑过《中国青年》、《少年先锋》及报纸。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反动派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内广场，临刑时颜色自若，高呼口号，慷慨就义。 李伟森，平时对于工作不避艰险，好读书，于工作繁忙中，“也常于深夜握管为文，至晨不息。”著述很多，能查到的有《杜思退也夫斯基评传》、《小品文杂感集》、《十月革命后俄国农业状况》、《动荡的俄国农村》（翻译）等五种。 三关于鲁迅和李伟森《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据《李求实文集·李求实传》中说，李伟森是党内同鲁迅先生接触最早的一位，当时他化名林伟，李伟森是李求实的笔名。一九三○年三月，鲁迅和李求实一起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为保守党的机密，把李求实等我党重要干部的名字都勾去了。求实牺牲后，鲁迅一直保存着求实的照片，那是一九二七年他从武汉到上海后照的。鲁迅说他没有会见过李伟森，或许是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而有意回避，或是因为当时秘密工作所限，他不知道李伟森就是林伟。胡也频一胡也频：1905年生，福建福州人。少年时代曾当过学徒，海军学校学生，后困居北京。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1930年在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因宣传革命文学，被迫离校，同年回上海，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执行委员。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 二 胡也频，一九○五年春生于福州（一说生于一九○三年），幼时作学徒。“五四”
运动时，因不堪店铺中主人的侮辱逃至上海。后又到天津进了大沽口海军学校，这时十五岁。因海军学校停办，流落到北京。 一九二五年开始写作，左联成立，他立即加入，担任工农兵通讯运动的主席。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枪杀，身中三弹。著有《圣徒》（短篇集）、《鬼与人心》（戏曲集）、《到莫斯科去》（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长篇小说）共十五种。“……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文中提及白莽，又说姓徐，又有“徐培根”字样，怎么解释？ 据1981年2月1日，殷参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忆殷夫》可知：殷夫，姓徐，在家叫徐柏庭，在学校叫徐祖华，亲友叫他徐白。笔名有四个：殷夫，白莽，任夫，莎菲。他的大哥叫徐培根，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航空署长，已死。鲁迅文中错认，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上已作更正；二哥徐兰庭，在大徐村务农，已死；三哥徐松庭，又叫徐文达，国民党政府当差，已死；大姐徐祝三，今年90岁，记忆清晰；妹妹徐素云，象山县校长，在县有反动势力，解放后，已被镇压。《思旧赋》《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材，然嵇志远而踈，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苦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大意是：我和嵇康、吕安住得较近。这两人都是放荡而有才华的人。嵇康志向很高，对一般世务不大重视；吕安胸怀开旷，外表很马虎。以后这两人都被杀害了。（吕安被人诬为不孝，嵇康替吕安辩护，结果都被杀。）嵇康多才多艺，对于乐器很内行，在被杀时还要求再弹一次琴。我这次西去洛阳回家路过嵇康故居（焦作）时，天气很晚又很冷，突然听到附近有吹笛子的声音，声音嘹亮。使我回想起过去我们的交往，很有感触，所以写了这篇赋。《思旧赋》：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弃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欢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英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大意是： 奉命到遥远的京城（洛阳）去，回家时往北拐、坐船过黄河，经过山阳（现在河南焦作市境内）嵇康的旧居，周围是一片荒凉破落的景象。我叫赶车的停下来，到他们过去常常游玩的地方转了一遍，所见到的都是破败不堪的街道空房。 周代的人经过故都时，看到宫殿生了禾黍而哀叹周代的灭亡（《黍离》是《诗经》的《王风》中的一首诗）：箕子经过殷代故都时，作了很感伤的诗：《麦秀歌》（参考《古诗源》）。抚今追昔，使我不得不停下来看看，他们的房子还在，可是人到哪儿去了？秦代李斯被杀时还想到他的黄狗，嵇康在刑场还要求弹琴。他们把命运寄托于偶然的遭遇，将残余的生命寄托在转瞬的时间里。 听到这笛声使我无限感慨，嵇康弹的那么优美的琴声再也听不到了啊。赶车人叫我快走，于是我就拿起纸笔写下了当时的心情。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镇压群众的事件。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为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时称“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人在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竟下令政府卫队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次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来到上海。他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12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蒋介石所布置的反动军队随即借口“工人内讧”，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与学生、市民共10万余人游行示威。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开枪屠杀。仅三天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4月18日，蒋介石在南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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