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浅析

——卡夫卡《变形记》浅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学精神。作为对新思想积极探索，对艺术表现形式积极创新的文学流派，西方现代派文学至十九世纪末一出现，就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它全面否定传统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经验积淀，希求建构全新的文学审美体系，其影响是国际性、世纪性的。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就是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3部长篇、78部中短篇小就，都企图规避现实表面，而将笔触指向心灵痛苦的挖掘，通过“变形”手法，表现十九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掩盖的种种弊端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心灵创痛，表现众多劳动个体的异化状态。卡夫卡以其杰出成就，无愧于表现主义大师、“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之一”称号。《变形记》是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拙文试对其浅析，力求把握作家的思想状态，艺术技巧，从而真正走近卡夫卡的思想天地和艺术世界。悲哀的审视卡夫卡出生于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出现信仰危机的时代。19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动荡不宁的现实，日趋激烈的竞争，豪商巨贾与赤贫百姓的强烈反差，致使人们对传统价值观产生怀疑，加之以尼采“上帝死了”为滥觞的西方悲观意识的萌芽，西方世界出现了弥漫着幻灭情绪的精神荒原。正是在这一主流思想冲击下，年轻时曾获法学博士学位，离开学校后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一般职员的卡夫卡自然会对现实作深入的审视。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失望绝望，人们开始在迷惘、痛苦、悲观面对现实的同时，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个体内心体验、思想状态上。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为代表的诸多先驱的思想学说汇聚成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它将人的心理情绪、欲望本能冲动和主观感受当作人的核心，由此认识“真正的人性”。卡夫卡在少年时期就对尼采、达尔文、斯宾诺的著作发生过浓厚兴趣，中国老庄哲学对其影响不小。卡夫卡在审视现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悲哀绝望的情绪，换句话讲，在悲哀的情绪流露中，完成对现实的审视。那么，卡夫卡的“变形记”完成了哪些审视呢？   1、表现人的异化   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导致“人”生存环境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恶化”，人蜕化为“非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中的城堡就是人类异化的生存环境，《变形记》中萨姆沙所不能迈出的卧室，同样也是人类异化的生存环境，变成甲壳虫的萨姆沙“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都完全无法控制”。人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人在生活的重负之下必然异化。所以，当“大家相信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妙”准备弄开门时，“他觉得自己又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这只是一厢情愿，这不独因为他已变成甲壳虫，更因为残酷的现实使他如此。现实就是一张“床”，格里高尔·萨姆沙想“冒一切危险来实现离床”，这个希望是“极渺茫的”。现实对人的束缚太紧，压抑太重，人永远只是现实的奴隶，永远在现实的魔网中异化，因而人的异化具有普遍性。君不见，小说中那位“经受了漫长的一生中所有最厉害的打击”的老妈子居然失去对弱者的怜悯，“她兴致一来就这样无聊地滋扰”萨姆沙，将个人对痛苦暂时忘却的瞬间愉悦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     2、表现人际关系的异化   人的异化必须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变形记》中，变成甲壳虫后的推销员，听到妹妹“开门”请求声时，“并不想开门，所以暗示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这反映了人与人的疏离。外部世界对人的挤压，人对外部世界的戒备，不正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当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家中生活困窘，不得不租房出去，当妹妹以“优美悦耳的小提琴演奏”表达家人对房客的尊重之意时，而房客们居然“不断把烟从鼻子和嘴里喷向空中”，表现出极不耐烦；而格里高尔听到演奏，“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了”。对艺术的痴迷，对人的正常生活的眷恋，正反衬出房客的无礼和人性的残酷。“旅行推销员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自然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格里高尔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竟如此凉薄！        人际关系的异化在家人对待主人公的态度的巨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推销员格里高尔凭自己的诚实劳动养活全家时，家人表现出感激热情。而当他丧失这一作用时，家人唯恐避之不及，母亲见到儿子，“霍地跳了起来，伸开两臂”，身不由已地一直往后退；妹妹“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就把门砰地重新关上” ，再也不考虑拿什么他可能最爱吃的东西来喂他了，只是在早晨和中午上班以前匆匆忙忙地用脚把食物推进来，手头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到了晚上只是用扫帚再把东西扫除去。父亲在不得不结束养尊处优生活，当了银行杂役后，渐渐厌恶儿子，以至有一天决心要轰炸他了。他把碗橱上盘子里的水果装满了衣袋，也没有好好地瞄准，只是把苹果一只接一只地扔出来。其中一只正好打中了儿子的背并且陷了进去。这致命的一击最终结束了儿子的生命。依然“怀着温柔的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死去，给家人带来轻松的心情，“让我们感谢上帝吧”；家人如释重负，因而到郊外去的旅途中感受到了“充满温暖的阳光”的爱抚。家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       3、表现人的软弱和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     现实对人的压抑、束缚，力量巨大，人是弱者。现实让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可怜的甲虫，“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即使是这些小腿，“人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能主宰自我，自己凭辛勤劳动养活全家，却要受公司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的听差的巡查；尽管格里高尔还一心想为父亲还债，还想送妹妹进音乐学院，但是，公司秘书主任的催促、逼迫、离去，宣告了格里高尔作为人正常生活的终结，宣告了他梦想破灭。主人公变为甲虫，不得不呆在卧室中，最终难逃一死，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秘力量主宰、约束着主人公。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芸芸众生的悲剧命运。它，难以摆脱，也无法摆脱。这是作家卡夫卡对下层人民生活深入体验的一个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卡夫卡是一位有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严肃的思考性作家，对社会的深入观察体验，深刻认识，使他在作品中竭力去表现现实的残忍和悲哀。他说：“我只能在我的拐杖上刻下一切障碍在摧残我。”在观察社会的同时，积极融入个人主观体验，细腻地表现人多方面的异化和无奈。冷漠地审视，表现出冷峻的风格；悲哀地审视，具有撼人的力量。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契在狱中重读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卡夫卡并非蓄意把人写得如此丑恶。《变形记》正是作家受社会使命感的驱使，冷漠而悲哀地审视现实，抓住人的异化丑恶现象，以表现社会对人的敌视、主宰等具有广泛性命题的表现主义杰作。荒诞的真实    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两次大战浓重的阴影，导致西方社会宏大背景之下恐慌、幻灭意识的滋生，危机意识、异化观念使人们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外部世界的内心体验之上，人在现代节奏中已渐渐蜕化为“非人”，他们对外部世界真切的体验往往离不开对自己不正常的处境和畸形世界的认识，于是一种反传统的艺术倾向出现，二十世纪初，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呐喊》倍受关注，他借用夸张变形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孤寂和恐惧，将给画表现的重心指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借用怪诞的形式表现真实的内心，审美者通过窥视创作主体的内心把握现实的“荒诞”。一艺术倾向波及文艺，很快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蔚为大观。卡夫卡的《变形记》就具有《呐喊》式荒诞真实的特征。   《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其基本情节是：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变成大甲虫，无法起床上班，公司抛弃了他，家人将他关进屋中，远离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很明显，在情节上具有强烈的荒诞性：变甲虫荒诞；为什么变没交代，让人甚感突然、茫然、荒诞。不唯如此，人物形象变形；时代环境淡化。《变形记》中人物所处什么时代，当时形势如何，均无暗示、明示，让人感到这只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考其他作品，如虚幻的不可及的（《城堡》），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缘无故被捕，并毫不反抗地接受法院处死的判决（《审判》），不少人物取名K，无不表现其荒诞性。看来，用变形的手法，以荒诞的内容，表达严肃的主题，是其创作一向的价值取向。不过，这种荒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因为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都必须有艺术的真实。卡夫卡的作品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中，荒诞即真实，荒诞只是表现真实的一种技巧，一种手段。《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遭遇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小人物的遭遇？小说中所反映的冷暖人情、炎凉世态和人被外部挤压的现象，无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荒诞的《变形记》具有真实性呢？  1、象征手法   卡夫卡在他的荒诞的小说世界中表现出真实性，往往是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来实现的。《地洞》中那个不停地打洞的小人物，真实象征了卑微、惶惶不可终日的小人物；《城堡》中的城堡象征了一种社会异己力量；《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所睡的床、所住的房，象征着对人禁锢的社会，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的壳又象征着人的重负。作家正是通过象征手法，让笔下的荒诞世界与现实生活对接，从而使荒诞的小说具有真实性。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以变形的手段，给世人一个匪夷所思的荒诞世界，这个世界，正是现实的象征、折射。我们在审美习惯、经验上似乎不太习惯欣赏这样的作品，然而正是因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距离”存在，使审美主体更会深刻地思考，从而真正把握荒诞下的真实来。换句话讲，变形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暴露、表现则是目的，这与现实主义作品具有相同旨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变形记》是怪异而真实的，它怪异而真实地表现社会对人的挤压和扭曲。  2、细节真实    表现主义作品具有真实性，除得力于象征手法的运用外，还离不开细节的真实。卢卡契说：“卡夫卡作品的整个荒诞是以细节描写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荒诞而不荒谬，还离不开具有真实性的细节描写。《变形记》中多处表现出细节描写的细腻真实性来。“有一天，他花了两个小时的劳动，用背把一张被单拖到沙发上，铺得使他可以完全遮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他弯下身子也不会看到他了。”为了使家人不因为自己的外形而受到惊吓，格里高尔想得实在周到。这些细节真实地反映了作为“非人”的主人公所固有的亲情（小说也以此反衬出家人和世人的寡情）。“看到了太阳花墙纸上一大团棕色的东西，她还没有真的理会到她看见的正是格里高尔，就用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啊，上帝！啊，上帝！’接着就双手一摊倒在沙发上，仿佛听天由命似的，一动也不动了。唉，格里高尔！她妹妹喊道，对他又是挥拳又是瞪眼。”这些细节又反映了母亲的恐惧无奈和妹妹葛雷特对兄长的厌恶，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被完全扭曲和冷酷无情的现实。“他觉得整个房间竟在四周旋转，就掉了下来，跌落在大桌子的正中央”，准确地反映了格里高尔为家人对待自己的如此冷酷残忍而深感绝望的心态，而这正是一个弱者在现实有冲撞挤压下苦闷无奈的流露。“父亲……连在家里也一定要穿上那件制服，他的睡衣一无用处地挂在钩子上，他穿得整整齐齐，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好像随时要去应差，即使在家里也要对上司唯命是从似的”，反映出父亲已成“非人”，只不过是一架听从指令的机器，从而从一个侧面暴露了生活的残酷，社会的残忍。小人物是可悲的。“从窗外的世界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又一次唤醒了他的知觉。接着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里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格里高尔走到生命的尽头，尽管还眷念着这个家，还深爱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消灭自己，旨在减轻家人的恐惧，同时也反映出他的绝望。一个小人物就这样在希望与失望绝望的矛盾中，在渴求亲情与刻薄寡情冲撞的生活漩流中痛苦而寂寞地死去，这正是众多小人物共同的结局。小说《变形记》正是通过众多细节描写，表现生活的本质， 从而使作品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实性来。       3、主观色彩    如何实现荒诞性作品的真实性？除象征手法运用、细节真实描写外，还有不有其他办法？有，卡夫卡曾提出，“艺术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幕写，应当是内心世界的表现”，强调用主观的表现法来“再造”世界，把艺术创作的着眼点，由外部转向内心。可见，卡夫卡避免对现实的纯客观的摹写，笔下的事物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是内心体验的外在化，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也正是因为这一主观色彩，才实现荒诞性作品的真实性。真实的现实——荒诞的形式——真实的艺术世界，在这一条链条上，起作用的就是主观力量。《变形记》就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焦躁、忧惧、希盼、孤独、凄凉、绝望的心态正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众多人的心态。作家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写作这篇小说的；由卡夫卡心灵“再造”的这个世界（尽管荒诞），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现实东西来。作家也正是在对现实细致观察、深刻体验基础上完成这一“再造”工程的，这里，作品的主观性、真实性得到融合。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叙述自己心灵“再造”的世界时，采用的是冷漠旁观的态度，平铺直叙的笔调，主观的东西“客观”的叙述，表现出一种冷峻质朴的风格。   《变形记》作为表现主义流派中颇有代表性的佳作，通篇采用荒诞变形、象征暗示的手法，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现象，人被挤压的生存状态和苦闷彷徨无奈的心理状态，是西方精神荒原出现的状态下人们反叛传统，寻求艺术突围的一种成功尝试。可以这么说，《变形记》是西方精神荒原中一支奇异的哀歌 卡夫卡《变形记》的精神迷城    论文提要：对于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潜意识：对父子关系、家庭契约的的叙述与突围；二、文明与个体：社会中人的存在法则的取向冲突；三、超我与本我：个体自身的心灵之争。关键词：挣扎；突围；卡夫卡；《变形记》有关奥地利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大多数学者与评论家是如此阐释它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卡夫卡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①但是一部优秀杰出的作品，其本身并没有固定、一成不变的内涵与意义。文本通过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努力，而兴建出了文本解读的精神迷城。换言之，任何一部未经读者阅读的作品都只是半成品而已。正是由于读者的感官接触，作品才最终完成其自身意义的创造。可以这么说，文本的内涵与意义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群知识结构与社会经验的差异性，而显现出它所与众不同的时代独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卡夫卡的《变形记》的不断深入地阅读，完全可以获得对这一文本全新的认识。 在这里，卡夫卡的《变形记》也可以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与意义蕴藉便具有了宽而广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跳跃性。而就变形事件本身来讲，它也包含着多重的解读倾向。一、潜意识：对父子关系、家庭契约的叙述与突围在《变形记》中，父亲形象可以视作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之父在作品中的艺术加工之后的形象化的表现。而冲突着的格里高尔父子矛盾可以视作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父子恶劣关系的写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卡夫卡的生平。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中。文本中的父亲形象的强势以及格里高尔的弱势，无疑是卡夫卡在无意识中对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关系的真实写照。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 中的卡夫卡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家庭生活体验搬入了作品中。作品中父亲叫床时方式的粗鲁以及时常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格里高尔进行身体与精神上的伤害，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可以解读成卡夫卡家庭关系中父与子的冲突与矛盾。《变形记》共分为三个篇章，并且每一篇章都有父亲对格里高尔的身体上与精神上的伤害。在第一章结尾，父亲“从后面使劲地推了他一把，实际上这倒是支援，使他一直跨进了房间中央，汩汩地流着血。”② 而在第二章结尾部分，父亲对格里高尔所造成的重伤使他有一个月不能行动。在这两章里父亲对格里高尔的伤害是毫无忌惮，粗暴无礼的，似乎是要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格里高尔似乎并不因此而记恨家人，反而为自己的失礼行为感到内疚与不安。他的房间似乎成了唯一允许他自由支配并且可供行走的生活空间，而其他地方却是他的禁地。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的。退一步讲，即使《变形记》是闭门造车之作，那么在卡夫卡作品如《判决》中父子两代人的冲突，《地洞》中“我”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写得如此的自然、生动，是假使处于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中的卡夫卡所难以驾奴的。《变形记》可以视作卡夫卡对父子关系、家庭契约的一种叙述。而作品中的格里高尔的变形以及后来的死亡，则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在潜意识中对紧张的家庭生活与个体关系存着突围与寻求解脱的要求。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③显而易见，父亲的暴君般的专制的管理方式是卡夫卡虽处于家中心里却觉得自己是陌生人的心里感受的直接根源。而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的变形之后所遭受的一系列冷遇，可以理解成卡夫卡对现实生活中自己丧失劳动能力所面临的处境的一种假想。在同等情况下，格里高尔面临的处境有可能也会被卡夫卡所遭遇到。而最后格里高尔的死亡是否暗示着格里高尔亦是卡夫卡对父子关系的一种突围。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死去，全家继续幸福地生活”的情节设置，似乎暗示着他对自身淡漠家庭关系的否定，在潜意识中萌生着对父子关系、家庭契约的突围意识。二、文明与个体：社会中人的存在法则的取向冲突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相信文明之建立是为求生存而牺牲了原始冲动的满足而来；我们也相信，当每一个体不断地参与于群体中，一再地牺牲他本能的快乐以谋大家的幸福时，文明才得以再创和延展。”④由于文明与本能、社会与个体之间，社会之于个体、文明之于本能的制约与束缚是显而易见的。文明与个体的既定关系中，在社会中人的存在法则取向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承继在必要的时候是以牺牲个体、牺牲本能为前提的，它要求生活于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对此要绝对的服从，任何一个社会中人都不得逃避与背离承袭文明、延续社会的不二法则。然而，“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快乐原则的意图在于获得幸福的满足，它是发展的主要目的。而个体融合于或适应于一个人类集体，则似乎是上述幸福目的得以实现的一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目的能够脱离那个条件而实现，它也许会变得更好一些”。⑤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由人到虫的变异，是否正暗示着他对社会人角色的颠覆与反抗，而回归到一种单纯追求快乐的自然的、无劳动力的兽的状态。藉此，格里高尔可摆脱千篇一律的繁琐无聊的程序化生活，获得一种自由、一种悠闲。这一行为是有悖于文明发展之规律、社会存在之法则。群体性的变异行为最终导致文明社会的全面崩溃与解构，这是社会所不期望的，也主张竭力避免的。而避免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对个别变异者、个别叛逆者施加严酷、残忍的惩罚。而作品中的格里高尔父子关系的紧张则完全可以理解成社会文明与个体本能的激烈冲突。在书中，格里高尔的父亲充当了文明代言人与捍卫者的角色，从他对格里高尔一次次激烈程度深入、制裁手段多元化的伤害历程中，读者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真髓：作为个体，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势必要一丝不苟地遵循社会规则，依据社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扮演由社会决定的角色。社会角色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与发展文明。维持文明的具体表现，就是工作。变异后的格里高尔丧失工作能力，无利于文明的续延。于是，父亲的一系列暴力行为都变得那么好理解了。父亲在这里扮演了社会规则的代言人与执行者的形象。他对格里高尔的异变恼羞成怒，将其推回了自己的小天地中，并且依旧抱着格里高尔还原为社会态的期望。当格里高尔的状况似乎无法再为这个社会、整个文明效力的时候，社会与文明就开始了对他的遗弃过程。所谓遗弃，最明显的是表征为格里高尔生存空间的渐趋失落。格里高尔的母亲与妹妹搬家俱的行为则表明格里高尔自身生存空间——卧室支配权的丧失。而对格里高尔的反抗，父亲则对他进行制裁。随着小房间里杂物的增加，格里高尔的生存与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而格里高尔到客厅听妹妹拉琴，除了理解为对昔日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的怀念之外，也可理解为格里高尔对个体生存空间的扩展，是对文明法则的再次反抗。于是文明的代言人——父亲再次施行他的职责，一昧地、毫不留情地将他逐回到自己的房间。空间日益缩小，最后只有立足之地。最后格里高尔对于生存空间的捍卫行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并且他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权。而作为社会规则的执行者的父亲仅仅将他作为异类“收拾” 掉了。对于那些违反规则、于文明无益的个体，社会对他们的回应是冷酷的。而对异形的反抗镇压之后，社会与文明则会重新戴上它的温情脉脉的假面纱。在春日里，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与妹妹开始了新的生活，格里高尔被彻底遗忘。这就是文明法则，凡一切于社会和文明无益的叛逆者都将驱逐出局，更不用说继续实现对自己原有生存空间的把守与扩展以及个体快乐原则的实现。在这里，《变形记》表层意义上是写父子冲突，实际上却向我们展示了个体与文明之间突围与反突围的激烈的斗争画面。虽然在作品中，个体凭藉追求快乐的存在法则以及对社会对社会中人的既定法则的背离过程中遭受到了惨败，但是我们从中亦可获得了一种新的文本解读的思路。 三、 超我与本我：个体自身的心灵之争此外，卡夫卡的《变形记》也可解读成格里高尔这一个体自身的内心冲突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在格里高尔的心中存在着两种意愿的斗争。一种是道德意志、伦理观念，即认为承担家庭责任、养家糊口是青年男子应尽的义务。而另一种则是对无数次重复性、机械式工作和生活的厌恶，而渴望追求快乐与幸福。这两种意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超我与原我的冲突。个体的自我在超我的束缚下不敢还原成原我，而又在内心对快乐原则充满迫切需求。于是一个生命体的一生实际上就是“自我为原我所推动，受超我所限制，为现实所拒斥，努力奋斗，企图完成那使各种力量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两者之间得到和谐调和的任务”⑥的生命历程。本来格里高尔的生活也如此地延续下去，但是变形却为格里高尔的原我与超我的混合体——自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得以复苏为原我的状态。可见，变形这一过失“并非无因而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严肃正经的心理动作；是由于两种意向同时混合——或互相干涉混合——的结果”⑦ 。变形实际上是原我一种折衷主义的对超我的间接背叛，原我本希望超我由于这一不可测性的异变而对自己无计可施，不加干涉，从而使欢乐原则得以自始至终的贯彻。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如果明白宣示其反对动机，则必受人谴责；反之，如果藉口于过失，则目的便可以达到。⑧然而令格里高尔的原我失望的是，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的自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着超我的束缚，时时心生内疚，埋怨自己不能为家庭分忧解难。格里高尔的异变标志他的原我状态的达到。但是之后的父亲，对他的严厉惩罚，似乎也可以解释成格里高尔内心世界中超我对原我的一种约束和制裁。最后以甲虫态的格里高尔的死亡标志着超我对原我的一种胜利，原我再一次被潜抑下来。“超我把最严厉的道德标准加诸于无依无助的自我身上，自我在其淫威下可怜兮兮。”⑨而原我对超我的反抗以及对自我的解放最后并没有取得胜利。超我与原我的生死冲突最后以原我的毁灭告终。    综上所述，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在我们面前建筑起一座宏大的精神迷城。在其中，有作家父子的家庭冲突，有文明与个体的尖锐的斗争，也有个人自身的超我与原我的挣扎与突围。在这座变形的精神迷城中，里面的生命体不仅从外部而且也从内部寻求着一种突围，他们辛苦地挣扎着，冲撞着。   ① 见《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2版，② 卡夫卡：《变形记》，韩耀成、李文俊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③ 见《世界文学史纲》，蒋承勇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④⑥⑦⑧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论· 新论》，罗生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傅雅芳、郝东瑾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