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三）

《中庸之道》（三） 《中庸之道》（三） 《中庸之道》（三） 《中庸之道》（三）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举烧汤为例，解释“和而不同”的涵义。他说所谓“和”就象厨师拿水、火、醯、醢、盐、梅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物质操作调合，烹饪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其品味恰到好处，成为享用满意的佳羹。单纯的“同”就如以水调剂水，不用火、醯、醢、盐、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无人问津。　　今就人际关系上的“和而不同”作一点说明。　　凡循中庸之道决策，必有其共识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进行贯彻，这就是调谐意义上的“和”。“和”绝不意味着没有或无视不同意见，相反地，中庸学说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视“不同”为理所当然。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让介乎极端之间的各种异见，特别是对立因素充分沟通、辨析，折冲，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运筹统合，达到统一或调谐，方才能够得中，从而导致美好的结果。　　以君臣为例，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的态度。所谓犯，就是提意见。“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见解的协调结果。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盖矛盾，相反地，要通过群言堂、百家争鸣，即容许不同意见充分抒发和交锋，融百家之长，才能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利於导致优化决策。反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君说可，臣亦说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见不敢说出来，成为君主一言堂，结果非犯错误、出乱子不可。　　明白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就不要以为人人称赞你就是好事。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他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意思说：做人如果朴实胜於文雅，便失之粗野；如果文雅胜於朴实，则显得欠缺诚心；两者调谐适匀，互补其不足，方可成为君子也。　　孔子好给别人提意见，也欢迎别人包括弟子们发表不同见解。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过於谦虚，和动不动直言质询的子路太不一样。孔子对此是不满意的，因此说过：“回也，非助我也，吾言无所不说。”　　“和而不同”要求常怀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宽容”一词“Tolerare”原义那样：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於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和而不同”，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经由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斗争或变革寻求统一或调谐的精神。推而论之，“和而不同”作为一项原则性共识，莫非现代民主政治广泛包容多元文化的优化决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办公室同事关系以至集团、国家、民族纷争，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2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他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所贵者权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无过无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会一成不变，随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势以求中。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基，不如待时。”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对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都要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与墨翟“兼爱”极端无异；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朱“为我”极端无异，都不值得赞美和效法了。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有个死脑筋的人问孟轲“嫂溺，则援之以手乎？”轲曰“嫂溺不援，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给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问以不同答覆。因为子路保守，孔子着重鼓励；冉由激进，则强调求稳。在要不要做官的问题上，孟轲有句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华尔街基金经理，必须因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组合。基於避险原则设计的对冲基金，要不时调整策略。投机性的“当日交易”者更要瞪大眼睛把握分分秒秒的市场脉动。　　治世大赦谓得中，乱世用重典亦为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此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也。　　从以上“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贵者权”四条纲领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其特点为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中庸决策路线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积分习题或工程设计计算那样精确度的解答。由於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复杂事物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意义上最好的中，也只能是数学观点上的近似解，而且难免偏差以至错误。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种不断求中的机制，具备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为中轴线，那真实决策好比在这根中轴线上下左右围绕行进的收敛曲线，其偏离和时滞不至於太远太久，万变不离其“中”了。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中庸》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经常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因此，“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为极高明的方法论，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才能持续茁壮成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领域，有了仁做指导思想，还要运用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制订出合乎仁的行为规范，即礼。有了仁为思想基础，有了合乎仁的礼为保障，在两者互为表里所酿造的气候环境条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进入万变不离其“中”的佳境。没有仁和礼的相辅相成和反馈作用，就社会政治决策领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难，莫非“难於上青天”？[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