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雅”更能抒深情——艾青《我爱这土地》中的意象营构

“不雅”更能抒深情——艾青《我爱这土地》中的意象营构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对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的解读，人们多聚焦于“土地”“河流”“黎明”等意象， 阐释诗人对灾难祖国的炽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也有从“假如” 这一“思维的内在机制”“诗性语言形式的外在标记”入手的，体悟诗歌间接抒情的具体和 生动，以及诗人“自比歌唱的小鸟”所表现出来的被时代与民族赋予的“义不容辞的神圣 的使命与责任”“源自诗人心灵深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的内在需要”；或透过“歌唱的鸟 →真实的我”这一形式转换，剖析诗歌的表现魅力——通过这种回归，不单单让第一节的 形象刻画与第二节的感情抒发互为补充，而且，同样是抒发感情，也让鸟的歌唱与人的静 默互为对照、互为补充，构建起抒情主人公一个完整的情感世界。 这些立足形式秘妙揭示的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也确能给人以启迪，但并未真正挺 进文本形式秘妙的核心。要谈“土地”“黎明”这些意象，很多诗人都用过，如臧克家的 “我/在泥土里生长/愿意/在泥土里埋葬”（《地狱和天堂》），舒婷的“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 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艾青的独特性在哪里？要 谈“假如思维”的表现智慧，徐志摩《雪花的快乐》，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也用过，艾青的新鲜点又何在？要谈灵魂出窍般的形式转换，李白、苏轼早就用过，“我寄愁心与明 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宇”（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且已经妇孺皆知，艾青的个性化创造到底在哪里？ 总不能一味拿艾青的爱国情怀和当时的写作背景说事吧？ 事实上，该诗最突出的形式秘妙莫过于以“嘶哑的鸟”和“腐烂的鸟”为核心的独特 的意象营构。 说“嘶哑的鸟”“腐烂的鸟”是独特的意象，因为它们太另类，太“不雅”，因而也太 个性了。提及“嘶哑”，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憔悴、呆滞、失落、痛苦、扭曲……提及 腐烂，则会很容易想象到恶臭弥漫、蛆虫蠕动、蚊蝇乱飞的场景，这些都是非诗意的。不 雅，与“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其六》）“隔叶黄鹏空好音”（杜甫《蜀 相》）“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 啼鹃带血归”（文天祥《金陵驿》）等诗句比，更是一目了然。即使在同一首诗的意象群落 中，与悲愤的河流、激怒的风、温柔的黎明比，“嘶哑的鸟”“腐烂的鸟”在形式上依然显 得有点儿“扎眼”。可是，艾青不顾诗家之“大忌”，硬是给用进了诗中，且用得深情款款， 在情韵、风格上还浑然天成，这便很耐人寻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神奇的逆袭？ 首先，应该得力于这两个意象与诗歌中激越、深情而忧郁的感情基调的高度统一。 面对外族入侵，国土破碎的现实，任何一位血性的中华儿女都会在心中燃烧仇恨和复 仇的烈焰。表现在诗中，便会不可遏制地染上“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色彩，别具 一种刚健、粗犷、壮阔的力的美，以及历史沸腾时期昂扬的激情”，而嘶哑歌唱，死了、腐 烂了都要爱的鸟的意象恰好最能表现这种特定时空的美学原则，释放个体、民族的满蕴生 命能量的大悲愤，大深情，娇莺、黄鹂这种小巧玲珑、婉转明丽的意象，哪里能承载那么 深沉、激越的情感，那么粗粝、昂扬而又无限深情的风格呢？ 《我爱这土地》写于 1938 年。写这首诗的前十六个月，即全面爆发抗战的前夜（一九 三七年七月六日），艾青在所写的《复活的土地》一诗中，这样敬策自己: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朗朗的天空下 己复活了! ——苦难也成为记忆， 在他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那血液在温热的胸膛里旋流的战斗者正是《我爱这土地》中的嘶哑歌唱的鸟意象，怎 么可能是柔弱的娇莺、黄鹂呢？只能是填海精卫、啼血杜鹃式的复仇之鸟，战斗之鸟，大 爱之鸟！从这个角度说，李铁秀教授在鉴赏中不知不觉将艾青笔下“嘶哑歌唱的鸟”换成 说“歌唱的小鸟”，显然是没有体味到这一审美创造的玄机。至于有些学者将嘶哑歌唱的鸟 考证为“乌鸦”，认为只有乌鸦才有叫声嘶哑的感觉，更是没有体悟到诗人创作匠心的无稽 之谈。 不过，“嘶哑的鸟”“腐烂的鸟”这两个意象并非仅是时代情绪的集中喷发，也是诗人 一生爱国、奉献情怀的写照。艾青明确说过：“我生活着，故我歌唱。”在《光的赞歌》一 诗中，他还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 　　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 　　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 　　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 　　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经为被凌辱的人们歌唱我曾经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 我歌唱抗争，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 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 时隔 40 年，歌唱与奉献的情怀丝毫未变！因此“嘶哑的鸟”“腐烂的鸟”的意象可谓 具有了超越时代主题的价值，有了永恒的意义。如果将这种意象营构放置在当时的文化语 境中，更能看出诗人言语表现的独特与可贵。因为形势的紧迫与逼仄，救亡图存，同仇敌 忾的民族需要压倒一切，诗歌创作毫不例外地应时而动，主张“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 躏、践踏、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为着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作英勇的搏斗”。要 发挥“催促和鼓励”的作用，赤裸裸地宣泄情感——特别是集体的、人民的情感，便成了 很多诗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徐迟声称“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 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如果现在还抱住了抒情小 唱而不肯放手，这个诗人又是近代诗的罪人”。这样一来，口号诗/标语诗、粗糙的叙事诗 盛行便不足为怪了。在这种情形下，艾青择定个性化的意象来抒情写意，不仅有力地融入 了时代潮流，而且还发出自我的呼声，使时代的“大我”与个体的“小我”达到有机融合， 一下子显示了其审美眼光的锐利与深邃。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 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 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这种普遍与特殊、共感与独感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艾青达到 了。 其次，得说到“嘶哑的鸟”“腐烂的鸟”这两个意象的统摄作用。 欲更有力、更个性地抒情，意象必须具备灵魂般的统摄作用，就像马致远《天净沙·秋 思》中的“夕阳”，既暗合了“日夕当归”的文化传统，又很好地传递了作者的羁旅之愁， 巧妙而自然地发挥了灵魂意象的作用。那么，《我爱这土地》中的那只嘶哑歌唱，死了、腐 烂了也要肥沃土地的不雅意象“鸟”是否具备了这种统摄力呢？ 显然，已经具备了！ 土地、河流、风、黎明这些意象都是鸟歌唱的对象，或者说是由鸟意象引发而来的， 很能传递诗人内心汹涌澎湃的诗情（事实上，要想与激怒、悲愤、温柔等情感特质表里相 称，恐怕也非“嘶哑的鸟”“腐烂的鸟”这两个意象莫属了。尤其是嘶哑歌唱，腐烂了也要奉献、用爱换来的黎明，会更显温柔和清新，娇莺、黄鹂能担当此任么），就像闻一多《死 水》一诗中的“绝望的死水”牵引出破铜烂铁、剩菜残羹等一系列意象，恰到好处地宣泄 了摧毁腐臭旧世界的情感一样，在形式是极具统摄力、规范力和塑造力的。 “土地”“河流“风”“黎明”这组意象集中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 恨和反抗压迫的决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都是歌唱之鸟意象的象征内涵，所以意蕴上 也是统摄的——即使按骆寒超教授所言，“四类意象的组合次序说明艾青对祖国所作的歌 唱是:从灾难痛苦到奋起战斗，再进入一片光明。这种意象的推移和组合，充分显示了艾青 诗的抒情结构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痛苦也罢，灾难也罢，总是暂时的现象，只要通过战 斗，最终必定有个光明美好的结局”，这种哲理上的潜在表达依然具有强大的统摄力。 这组意象尽管有痛苦、悲愤、激怒、温柔之别，但悉数是鸟意象中情感的折射，且都 是在激越、深情而忧伤的风格统摄之下，因此风格也是统一的。一如李煜的《虞美人·春 花秋月何时了》，因为“一江春水”成了愁苦、悔恨的集中体现，凄楚之风特别显豁，所以 春花秋月，玉砌雕栏等美丽的意象悉数染上了凄楚。不过，相对于李煜贵族化的伤感、内 敛和孱弱，艾青的抒情更带有平民的率性、平实和刚健——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 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与狗不嫌家贫，儿不嫌娘丑的民间情感，不是 异曲同工么？也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诗人“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抒情小唱。鲁迅在《白 莽作序》一文中评价殷夫的诗作：“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 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 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种评价对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同样适合。若谈“爱的大纛”“憎的丰碑”，全诗中也只有“嘶哑的鸟”“腐烂的鸟”这两个 意象最堪此任。 值得一提的是，“嘶哑的鸟”“腐烂的鸟”这两个意象也很好地推动了情志脉的发展与 创造。 “嘶哑的鸟”→“腐烂的鸟”→“含泪的我”，很好地体现了艾青诗作一贯的绘画感， 也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情思脉络。至于学者们争论的眼里常含泪水的“我”是“鸟”，还是 “人”？对诗歌情脉或意脉的形成，影响都不是很大。 是鸟，诗歌会在假定性的想象中，构成浑融一体的抒情结构——嘶哑歌唱、生命献祭、 含泪凝望，均为同一抒情主体，直逼“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艺术表现力。在诗歌抒情的高潮——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之后，本以为作者的艺术表现已无路可走，没想 到他又推出一个含泪凝望的鸟的形象，这种浪漫主义的呈现的确感人肺腑。同时，也更能 表现作者的爱之深，盼之殷，具有很大的表现弹性。 是人，则会有如梦似幻，庄周梦蝶般的恍惚与浸淫——不是哲思的专注与沉迷，而是 由痛苦、仇恨、期盼交织、催生出来的更深眷的爱的洗礼与升华。不过，从表现力度上看， 还是取后者为好。何以故？一是契合诗歌的内在逻辑——连鸟都会深情歌唱这片被蹂躏得 千疮百孔的土地，并以生命为之献祭，更何况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同时也会鞭挞当 时社会上散布的抗日前途悲观的论调。二是时而鸟，时而人的角色穿越，更能体现“我” 对故土之爱的疯魔痴狂，以及遭受侵略所引发的痛苦之深、仇恨之烈，反抗之决绝。 骆寒超教授提出的“从灾难痛苦到奋起战斗，再进入一片光明”的抒情结构（从诗中 的“这”“那”两个词也能见出这种情感的变奏），其实只是全诗情志脉“嘶哑的鸟”→“腐 烂的鸟”→“含泪的我”中的一小部分，即嘶哑歌唱意象统摄下的这一部分。倘若脱离后 面的生命献祭，以及生前或死而复生时的含泪凝望结构，无论抒情，还是想象或表意，都 是非常浅表化，甚至是缺乏个性表现的张力的——因为“痛苦→奋起→光明”的大团圆理 路是很普适化的大众认知，且代表了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不仅很难正视淋漓的现实，而 且也消解了诗人思想的深刻与丰富，以及诗歌创作中的个性色彩。钱理群教授就说过：“抗 战初期，当大多数诗人都沉湎在廉价的乐观中，预言着轻而易举的胜利的时候，艾青却对 生活有更深沉的观察与思索，他在全民抗战的胜利中，看见了阴影、危机，看见了祖国大 地的贫穷，战争的真正主人人民还生活在苦难中。”他是从诗人众多诗歌作品中流露的忧郁 诗绪的角度说的，这种清醒而深邃的忧郁诗绪，在“嘶哑的鸟”→“腐烂的鸟”→“含泪 的鸟/人”这一曲折的情志脉中一样可以见出，这难道不是艾青本诗创作的一大神奇吗？ 在《诗论》一书中，艾青意味深长地指出:“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 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我爱这土地》 中以不雅的“嘶哑的鸟”“腐烂的鸟”为核心意象，既奠定了激越、深情而忧郁的情感基调， 又完成了情志脉主体的营构，且揭示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内涵，正是他美学胜利的最好说 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诗中意象群的紧凑、有层次感，“假如思维”的 新奇表现视角，“嘶哑的鸟”→“腐烂的鸟”→“含泪的鸟/人”这一不断变化的情志脉， 才会染上艾青的自家风格，显得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