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关于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理论和研究，先后出现两种研究范式：基于情绪性质的研究范式和基于具体情绪的研究范式。前者认为情绪性质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后者则在很多研究中发现情绪性质并不足以解释情绪的影响，认为影响决策的是具体情绪的评价维度。本研究在具体情绪范式下，初步考察三种具体情绪愉快、悲伤和害怕对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的不同影响。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均使用电影片段来激发相应的愉快、悲伤和害怕情绪。

实验一考察具体情绪对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方式的影响，运用信息板技术模拟实际的工作选择决策，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在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时间和加工深度的差异。结果基本证实了情绪对于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方式的影响：积极情绪引发自动加工，而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

实验二考察了具体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在七个风险决策情境下，考察不同情绪状态对于风险决策的风险偏好的差异。结果表明情绪性质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不明显，相同性质的消极情绪害怕和悲伤的风险偏好有显著性差异，害怕表现风险回避，而悲伤表现为风险寻求。结果还表明确定性和自我控制评价维度并非是影响风险决策的主要维度。

本研究基本验证了在多属性决策这种相对复杂的任务中，先前在简单任务的研究中发现的情绪对于加工方式的影响也同样存在，充实了此类研究。同时作为具体情绪范式下的研究，为基于评价倾向框架理论讨论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提供了实验支持。

关键词：具体情绪，多属性决策，风险决策，情绪性质范式，具体情绪范式

引言

决策（decision making）是选择备择方案的行为，它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活动。由于人类面对资源稀缺性的环境，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决策心理学就是研究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学科之一，它主要研究心理活动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考察决策的心理机制，以及情绪、个性、动机、态度等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在研究范式上，决策心理学至今经历大致三个阶段：标准化范式（normative paradigm）的主导阶段、描述性范式（descriptive paradigm）的主导阶段和进化论范式（evolutionary paradigm）兴起的阶段。

决策心理学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数学上的重大突破，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了最大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它成为标准化研究范式的基石，认为决策者根据最大期望效用作出选择，效用等于价值与概率的乘积。最大期望效用理论以全面理性作为理论基础，并假设概率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尽管如此，该理论规定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遵循一系列的公理，比如占优性、传递性、独立性等，使得决策行为成为完全的客观测量对象，而缺乏主观上的内容。尽管Savage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主观最大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将主观概率代替客观概率。但是理论的本质没有变，在全面理性的基础上追求客观性，排除了心理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从而难以面对越来越多违反标准化决策理论的现象，如“偏好翻转”（preference reversal）、“阿莱斯驳论”(Allais paradox)、“埃尔斯伯格驳论”(Ellsberg paradox)等。

随着标准化范式难以突破理论上的困境，并受20世纪60、7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新的研究范式——描述性范式开始兴起。Simon最早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而奠定了描述性范式的理论基础，他从人类认知能力与环境资源有限性论述了人类决策不可能达到全面理性，而只能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冲击了全面理性的标准化范式，动摇了标志着全面理性基础之上的“最优”原则，而代之以西蒙提出的“满意”原则，即人类根据自身欲望水平是否满足最为作为选择的标准，而人类的欲望水平基于认知、经验的有限性是无法达到全面理性的最大期望效用。在有限理性与满意原则基础上，相关描述性理论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风险决策行的描述与分析，其中最出色的当属Kahneman与Tversky的前景理论（Kahneman, D. &Tversky, A., 1979）。他们发现了很多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偏差、启发式范式，比如著名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和调整与锚定启发式（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他们的研究是众多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并推动了决策心理学的研究高潮。

到20世纪90年代，受进化心理学的影响，以Gigerenz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采用基于进化论的“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的观点。与“有限理性”观点相悖，认为决策偏差和启发式并不是非理性的表现，而是基于进化与适应而产生的。是在有限认知资源下对于环境适应的一种快速、简洁的策略，认为在生态理性下的决策行为不适用任何情境，是有其情境特殊性的，在非适用情境下的表现就是有限理性眼中的种种决策偏差和启发式。尽管进化论范式自成一派，但Gigerenzer等所采纳的理论假设也包括有限理性（刘永芳，Gerd.Gigerenzer，PeterM.Tod，2003），因此，有限理性与生态理性有着相通的一面。Gigerenzer等所发现的“适应性工具箱”（adaptive toolbox）的种种快速节俭启发式（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如再认启发式（Goldstein, D.G.., &Gigerenzer., 1998），与Kahneman与Tversky所发现的可得性启发式非常相似。前者是以能否再认或再认的难度为依据做出选择，而后者是以对象在知觉或记忆的难度为依据来估计概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虽然进化论范式发展迅速，但是难以完全取代描述性范式，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的坚实。为此，目前决策心理学还处于描述性范式与进化论范式并存的局面，有限理性与生态理性成为决策研究中的中心概念（周广亚，2007）。

在抛弃全面理性与强调有限理性或生态理性的同时，也意味着此前在标准化决策忽视的心理因素，如情绪、个性、动机、态度等对于决策影响的研究得以恢复。在这些因素中，情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著名决策专家R.Hastie在2001年的《心理学年鉴》中把情绪与决策列为决策研究要解决的16个问题之一（R.Hastie, 2001）。近30年来，关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准备初步考察三种具体情绪愉快、悲伤和害怕对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的不同影响。

第一章   概述

1.决策概述

1.1决策定义

有关对决策的解释，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根据美国决策研究专家R.Hastie（R.Hastie, 2001）的看法，他认为：“判断与决策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愿望和信念选择行动的过程。”在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到决策的关键在于对于备择方案的评估，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和信念来对各种选择进行评估和选择，选择的基础在于评估的结果。

决策心理学的描述性范式受到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很大影响，而从决策的心理过程来看，决策是一个持续的对信息的搜索、判断和评价过程（庄锦英，2006）。决策是信息加工活动，因此必然会受到认知心理学规律的制约，并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机制和术语对决策进行分析。

1.2决策分类

决策有多种分类，但主要是根据客观环境和备选方案是否存有不确定性，可以分为确定型决策和风险决策。根据拉索等（拉索，安宝生，徐连仓，1998）的规定，满足以下条件，即确定型决策：（1）决策者的目的明确；（2）决策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完全确定，任何条件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3）存在2个及以上的备选方案；（4）每个备选方案的效用值被准确计算出来。根据这个规则，可以看出确定型决策是非常客观化的决策，目的、条件都确定，效用值可以准确计算，但这对于很多人的真实决策是不完全拟合的。有时效用值是无法计算的，或是缺乏相应的客观指标来准确计算，比如在情绪作为信息（affect as information, AAI）理论（Sehwarz, N., &Clore, GL., 1983）中，情绪就是决策的标准之一，情绪这种主观状态是难以确定其效用值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确定型决策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情绪、人格、动机、态度，就有着不确定的一面。

风险决策有着不确定的客观环境和备注方案，与确定型决策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上述提到的条件（2）。在风险决策中，条件不再是存在或不存在明确的，而是以概率的方式存在。当概率是确定的，那么这种决策就是确定型风险决策，比如购买体育彩票；概率不确定时就是不确定型风险决策，如灾难预测，往往因为缺乏关于事件的经验或知识，从而难以确定或估计概率的大小。风险决策是目前决策研究中的热点。

根据所要考虑的因素，可以分为单属性决策（考虑一个因素）和多属性决策（考虑两个及以上的因素）。这种分类对于确定型决策来说更有意义，因为目前相对于风险决策的研究主要考察单个风险属性的情况。单属性的确定型决策相对简单，人们只需要根据一个属性上的情况就可以做出决策，而多属性决策则比较复杂，人们对于多属性决策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加工方式，这些加工方式往往又受到情绪的影响。可见，多属性的确定型决策（以下简称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是决策中的两种主要的类型。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多属性决策与风险决策有较大差异，前者是更持久的信息搜索、判断和评价过程，需要较多的认知资源；后者反应时间短，主要是对风险的判断与评估，不需要太多认知资源。因此对于多属性决策，侧重于探讨情绪对决策加工过程的影响，比如加工方式，而对于风险决策，侧重于探讨情绪对于决策结果的影响，像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与此类似，Lerner和Tiedens（Lerner, J.S., & Tiedens, L.Z., 2006）也认为要考察情绪对决策的两种影响：决策内容（content of thought）和决策深度（depth of thought）。

根据决策方式可以分为选择（choice）、评估（uations）和建构（constructions）决策（Yate, J.F., 2003）。选择决策是对界定明确的选项，选择其一或多个选项，比如在几名候选者中选举。评估决策是决策者一次只对一个选项进行价值评估，比如购物时对某件商品的估价。建构决策是个体在面对一组界定明确的资源，从中建构出最满意的组合（陈烜之，2006），比如投资方案整合，从股票、债券、外汇等各种投资方式中建构出最佳的投资方案。

2.情绪概述

2.1情绪定义

与决策类似，情绪在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各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表述。本文采用 孟昭兰教授对于情绪下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情绪是多成分组成、多维量结构、多水平整合，并为有机体生存适应和人际交往而同认知交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动机力量”（孟昭兰，1989）。情绪作为人类生存适应机制中的一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成为一种心理动机力量而对认知活动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2.2情绪分类

情绪有多种分类，在情绪与决策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以情绪的性质分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Lerner, J.S., &Keltner, D., 2000）。人类大致两种性质不同的情绪（Watson, D. & Tellegen, A., 1985），一种是正性的、积极的，更多具有享乐色调的情绪，像愉快、自豪、激情、希望等，另一种则是负性的、消极的，更多具有痛苦或不快色调的情绪，比如悲伤、害怕、愤怒、焦虑等。这种分类是理论与研究中运用最多的，主要是探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决策的不同影响，从而形成基于情绪性质的研究范式（based-valence approach）。

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分类相反，另一种分类从基本情绪入手，Izard认为人类有九种基本情绪：兴奋、喜悦、惊骇、悲痛、憎恶、愤怒、羞耻、恐惧和傲慢。这种研究分类是对情绪性质范式的创新，Lerner和Keltner（Lerner, J.S., &Keltner, D., 2000）提出了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他们认为要考察具体情绪，尤其是属于相同性质的具体情绪比如愤怒与害怕、希望与愉快对于决策的不同影响，从而形成基于具体情绪的研究范式。

从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方式来看（Luce, M.F., Bettman, J.R., Payne, J.W., 1997），可以分为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ambient mood）和任务相关的情绪（task-related emotion），前者是与决策任务无关的、发生在决策行为之前其他事件所引发的情绪，后者是由决策任务本身所引发的情绪。前者一般强度较高，但持续短暂，有较高的任务特殊性，后者强度较低，但持续较长，有较低的任务特殊性，对整个任务产生弥漫性的影响（Stone, D.N.& Kadous, K, 1997）。

在评价倾向框架ATF理论中，也区分了两种类似的情绪：整合情绪（integral emotion）和伴随感情（incidental emotion），认为前者是与当前任务相关的，而后者是无关的。可见，这两种方式都以是否与当前决策行为相关作为区分两种不同情绪的标准。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存在情绪对决策影响的两种研究范式：基于情绪性质的研究范式和基于具体情绪的研究范式。Lerner和Keltner（Lerner, J.S., &Keltner, D., 2000）在回顾众多情绪对决策影响的文献之后，认为大多数研究和理论尽管各有不同，但都采取一个相同的研究范式，即根据情绪的性质来区分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研究假设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解释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会对决策有着不同影响，如悲伤与焦虑对风险决策的影响（Raghunathan, R., & Pham, M. T., 1999）。不同性质的情绪会对决策产生相似的影响，比如希望与害怕、愤怒与愉快对决策的加工深度的影响（Tiedens, L.Z., &Linton, S., 2001）。本文将分别从这两个研究范式对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的理论和研究进行梳理。

1.情绪性质范式与多属性决策

1.1认知的双加工理论

认知双加工理论，是情绪影响多属性决策的一个认知理论基础。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已经提出了很多认知双加工理论（见表2-1），尽管彼此侧重不同，但都有一个类似的区分：人类认知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系统。

表2-1 双加工理论的区分（表引自周广亚，2007）

双加工理论	系统1	系统2
Sloman(1996)	联想系统	控制系统
Evans(1984,1989)	启发过程	分析过程
Evans&Over(1996)	缄默思维过程	外显思维过程
Reber(1993)	内隐认知	外显学习
Levinson(1995)	情绪智力	分析智力
Epstein(1994)	经验系统	理性系统
Pollock(1991)	快的和顽固的模块	智力活动
Hammond(1996)	直觉认知	分析认知
Klein(1998)	再认启动决定	理性选择策略
Petty&Cacioppo(1986)	边缘通道加工	中枢通道加工
Chaiken(1987)	启发式的	系统的
Klaczynski（2001）	启发式系统	分析系统
性质	联想的、整体的、自动的 对认知努力相对不做要求 相对较快 由生物性、暴露和个人经验而来	规则的、分析的、可控的 对认知努力相对要求高 相对较慢 由文化和教育而来
任务说明	高度线索化、人格化、 对话化和社会化	非线索化、非人格化、 自我化
智力线索类型	相互影响的	分析的（IQ）

人类认知有两种加工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会引发自动加工（automatic processing）方式，而系统2会引发控制加工(controlled processing)方式。自动加工侧重于整体的、启发式的、内隐的、快速的、自动的、依赖经验系统的、高度线索化的、对认知努力相对不做要求的加工，而控制加工侧重于部分的、分析的、外显的、相对较慢的、依赖理性系统的、非线索化的、需要较多认知资源的加工。

可见两种加工方式有着很多不同，那么侧重自动加工与侧重控制加工的决策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那么，情绪与加工方式有什么关系？或者说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否与这两种加工方式有某些的必然联系？在这方面，心理学积累了大量研究。

1.2情绪与加工方式

1.2.1情绪影响整体的加工

Derryberry和Reed（Derryberry, A. & Reed, M.A., 1998）探讨了焦虑型人格的注意特征，在通过赌博游戏引起被试积极或消极情绪后，要求被试进行两种情形的字母搜索：字母作为部分和字母作为整体。研究中发现高焦虑型的被试更倾向于快速注意作为部分的字母，尤其是正处于焦虑情绪的时候。如上所述，部分加工模式对应于控制加工，而整体加工模式更侧重于自动加工。焦虑型人格的这种注意特征说明了焦虑这种消极情绪与部分搜素模式，以及与控制加工方式的某种联系。研究还发现这种注意特征只出现的右视野的情形之下，证明左半球是处理焦虑与部分加工模式的神经区域。可以推论，消极情绪可能与控制加工系统有着紧密的神经联系。

Gasper和Clore拓展了该项研究（Gasper, K.& Clore, G.L., 2002），他们首先通过要求被试对于一个特殊日子写下或者快乐或者悲伤的事件来诱发情绪，然后要求被试做一个整体——部分的知觉任务。任务图片是小三角形构成的大正方形或小正方形构成的大三角形，然后要求被试在小三角形构成的大三角形与小正方形构成的大正方形的图片中选择与任务图片最接近的一张。结果发现，消极情绪组的被试相对于积极情绪组的被试更注意部分信息，即当任务图片是小三角形构成的大正方形选择小三角形构成的大三角型，当任务图片是小正方形构成的大三角形，选择小正方形构成的大正方形。这说明积极情绪引发整体加工模式，而消极情绪引发部分加工模式。

Fredrickson 和Branigan（Fredrickson, B.L. & Branigan, 2005)的研究不仅再次证明了积极情绪倾向注意整体信息，消极情绪倾向注意部分信息，还发现在行为想象任务中也有具有类似的区分，即积极情绪的被试能够产生更多范围的行为想象，而消极情绪中的被试产生较为狭窄范围的行为想象。可以推断，积极情绪引起自动加工方式，引发了整体加工模式于记忆，从而产生更大范围的行为想象，而消极情绪激发控制加工系统，引发了部分加工模式于记忆，从而产生更窄范围的行为想象。

Gasper（Gasper, K., 2004）总结了这类研究，认为到这些研究揭示了情绪对于信息加工和决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积极情绪将导致启发式策略的更多运用，并侧重于外围而非中心、侧重于整体而非部分信息线索，更依赖于原型（stereotype），更多使用脚本（script）和图式（schema）。相反，消极情绪将导致分析策略的更多运用，更侧重于中心或部分信息，更依赖的具体信息而非原型。另外积极情绪倾向于使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加工方式和整体推理。决策者更容易在信息模糊或难以处理的情况下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当决策者意识到情绪与当前选择没有关系的时候，会减少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总之，在整体——部分加工模式上，不同性质的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是通过激发不同加工系统所产生的，积极情绪会引发自动加工，产生侧重整体的加工模式，而消极情绪会引发控制加工，产生侧重部分的加工模式。积极情绪与自动加工，消极情绪与控制加工联系在一起。

1.2.2情绪影响原型的识别

不同性质的情绪对于识别他人为某一个群体成员或具体个人有不同的影响。正如Gasper上面所说的，积极情绪会导致整体的注意和更依赖于原型，这种加工方式相对于注意部分的、细节的和具体的信息，更是一种自动加工，而消极情绪会更多运用分析性策略，因此识别为原型或具体事物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加工过程，对应于认知的两种加工方式。

Bodenhausen（Bodenhausen, G.V., 1993）考察了愉快、悲伤、愤怒和担忧四种情绪对原型识别判断的影响，识别他人为群体成员（依赖原型信息）还是个人（依赖具体信息）。发现愉快情绪中的被试倾向以原型信息来识别他人，而悲伤情绪中的被试倾向以具体信息来识别他人，他还提出了关于情绪对于原型判断影响的是启发式模型。

 Bodenhausen等（Bodenhausen, Galen V.; Kramer, Geoffrey P.; Süsser, Karin，1994）继续深入验证上述发现，通过激发不同人生经验来激发情绪，发现积极情绪倾向使用原型判断，并不是因为认知能力不足。这使得假设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发现当情境提供动机上的促进作用时，积极情绪的被试完全有能力防止原型思考的影响。

Adaval（Adaval, R., 2001）研究了情绪在产品类别判断上的影响，发现当享乐标准变的重要，被试倾向于侧重情绪而非效用来做出判断。并发现在积极情绪的被试相对于消极情绪的被试会受到更多原型信息（品牌）的影响，侧重品牌来作为判断的标准，而消极情绪中的被试更倾向用产品的具体属性如产品名称、外观等来作为判断的标准。

无论是他人原型识别还是产品类别判断，都说明了不同性质情绪对于原型识别的不同影响，即积极情绪倾向于依赖原型信息，消极情绪倾向于依赖具体信息。同时也再次说明了情绪与加工方式的关系，积极情绪激发自动加工，表现为依赖原型信息，消极情绪激发控制加工，表现为依赖具体信息。

1.2.3情绪影响关系加工

早期的情绪一致性（mood congruence effect）研究，如Forgas和Bowe（Forgas, J.P., &Bower, G.H.., 1987）和关于整体——部分注意的研究，如Fredrickson 和Branigan（Fredrickson, B.L. & Branigan, 2005)，都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其他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激发更多的反应，比如更多的再认项目、更多的想象行为。这种情绪下个体基于记忆对相关信息的加工，就是关系加工（relation processing）,而对于具体信息的加工，则是一种项目特殊性加工（item-specific processing）。

Clore（Clore, G.L.& Storbeck, 2006）认为消极情绪会把关系加工看成是有问题的，而更侧重于项目特殊性加工。可见积极情绪促进了关系加工，而消极情绪促进了项目特殊性加工。关系加工是侧重于自动加工，它对相关再认项目的激活更多的是内隐的、自动的，不需要太多认知资源，而项目特殊性加工是一种控制加工，需要一定的认知资源。因此两种加工方式对应了不同的认知系统。

Isen（Isen, A.M., 1999）探讨情绪对创造性问题解决（creative problem solving）的影响表明，对于需要更多发散性思考的创造性问题解决，积极情绪能依赖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导致更多的自动化关系加工而有助于激活更多的相关信息，促进发散性思考，从而使积极情绪的被试的表现要好于消极情绪组。项目特殊性加工难以形成发散性思考方向。

Gray（Gray, J., 2001）关于情绪对于空间记忆的研究表明，对于需要具体空间信息加工的空间记忆来说，悲伤情绪的被试相对于积极情绪表现得更好。项目特殊性加工促进了具体空间信息的加工，有助于空间知觉的形成与联结。而关系加工则难以细节清晰的空间表象。这些都说明了积极情绪与关系加工以及自动加工方式、消极情绪与项目特殊性加工以及控制加工方式的紧密联系。

无论是整体——部分注意、原型识别还是关系加工，不同性质的情绪与加工方式有着紧密联系，即积极情绪会引发自动加工方式，而消极情绪会引发控制加工方式。

1.2.4相关理论与研究

Forgas和Bowe（Forgas, J.P., &Bower, G.H.., 1987）在情绪对于知觉判断的研究中发现，通过真人描述消极或积极事件来诱发相应情绪，发现在随后回忆和再认存在差异。研究不仅再次论证了情绪一致性效应，同时发现情绪一致的情况下，积极情绪组被试比消极情绪组能够再认更多的相同的情绪的细节。这说明积极情绪会具有更大的启动效应，依赖于经验与线索，而这些都是自动加工方式的特点（见表2-1）。

Schwarz和Clore（Sehwarz, N., & Clore, GL., 1983）提出情绪即信息理论，认为情绪可以作为决策的一个信息来源和标准，积极情绪是好的环境的信号而消极情绪是不好的环境的信号。Schwarz（Schwarz, N., 1990）在此理论基础上，回顾众多情绪对于评价性判断的研究后认为，情绪状态会影响决策的加工策略，尤其是处于消极情绪中。这种消极情绪提醒有机体现在的状态是有问题的，从而促进了需要认知努力的、注意细节的、分析的加工策略，而积极情绪则更容易产生不需要认知努力的启发式的加工策略。

Mackie和Worth（Mackie, D. & Worth, L., 1991）通过对积极情绪中的人们对针对说服性沟通的评价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的被试会导致启发式的加工，更容易被说服。积极情绪使得被试对于针对他们的说服减少了分析性的加工过程，减少了原有主张与他人主张差异的比较过程，从而更容易放弃原有的主张而被说服，或者本来没有明确的主张而更容易接受新的主张。

相关理论和研究支持了情绪与加工方式的观点：积极情绪引发自动加工方式，产生更多的依赖经验与线索的再认，使用启发式策略而容易被说服；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方式，作为有问题的有机体状态的信号引发分析加工策略，对于说服采取系统分析策略而不容易被说服。另外，还可以看到情绪对于决策加工方式的影响，还都只限于像整体部分搜索、原型判断等简单任务上，对于复杂一些的任务，相关的研究还不多。

1.3情绪与多属性决策

1.3.1信息板技术与多属性决策

考察情绪与多属性决策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广泛采用了信息板（information display board，IDB）技术。信息板是一种电脑编程的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软件（丁夏齐，马谋超，王詠，樊春雷，2004），最早由Payne等人在1993年编制。可以对决策过程进行记录与测定。它主要由属性×选项的二维信息箱构成，除非鼠标移动或点击信息箱时信息内容显现，否则都隐藏在信息箱里。软件以毫秒即时记录点击的先后顺序和停留时间，从而获得决策搜索、判断和评定过程的精确数据。

信息板主要考察三方面的数据：（1）加工深度；（2）加工均衡性；（3）加工模式（Luce, M.F., Bettman, J.R., Payne, J.W., 1997）。加工深度是搜索信息箱的广度或深度，主要由信息箱打开数量、加工时间等指标来体现。加工均衡性指的是对选项或属性的选择性、分配性，主要由补偿策略系数体现（Harte, J.M., Koele, Pieter, van Engelenburg, Gijsbert., 1996）。加工模式是搜索以属性转换还是以选项转换，属性转换是倾向搜索同属性不同选项的信息箱，而选项转换则是倾向搜索同选项不同属性的信息箱，主要以加工模式系数SM表示。信息板任务一般用Mouselab6.0或Mouselabweb1.00软件编程。

对不同加工来说，自动加工导致了更浅的加工深度、更少的补偿系数，控制加工则相反，而对于加工模式则没有必然的联系。

1.3.2情绪影响多属性决策

Lewinsohn和Mano（Lewinsohn, S. & Mano, H, 1993）探讨情绪对于多属性决策过程与结果的影响，他们把情绪分成愉快和唤醒两个维度，发现愉快的被试思考更久，更能运用决策相关信息和复查之前考虑的信息，高唤醒的被试则相反。这个研究并未区分积极与消极情绪，只是在积极情绪内部考察高、低唤醒对于多属性决策的影响。

Luce等（Luce, M.F., Bettman, J.R., Payne, J.W., 1997）结合任务特性考察了消极任务相关情绪对于多属性决策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设：（1）消极任务相关情绪作为任务重要性的信号引发分析性的搜索；（2）逃避消极任务相关情绪会减少选项间权衡而采取基于属性的加工模式。实验结果论证了这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与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的观点是一致的，而第二个假设说明了高强度的任务相关情绪，无论是任务情境引发的，他们设计了一个收养孤儿的决策任务任何孤儿的舍弃都会引起较强消极情绪，还是任务难度引起的，都会倾向基于属性的加工模式。并发现难度引起的任务相关负性情绪有可能减少加工深度。

Stone和Kadous（Stone, D.N.& Kadous, K.,1997）结合难度探讨了不等程度的任务相关消极情绪多属性决策的影响，发现更强的任务相关消极情绪导致更多的扫描策略，即平均的无差别的搜索所有的信息箱，这符合上述的消极情绪的加工模式。在该实验固定属性权重、属性间效用值可加的条件下，任务相关消极情绪越强，越在难度大的决策中降低准确性，但却能够提高在难度低的决策的准确性。这说明难度影响着任务相关情绪对于多属性决策的准确性。

关于情绪对多属性决策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对于多属性决策的影响，目前还未见到基于具体情绪范式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基本支持以上假设，消极情绪会导致更深的加工深度、更多的补偿策略，即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但是任务难度引发的负性情绪可能会减少加工深度，这说明任务相关情绪对多属性决策的复杂影响，也说明上述区分任务相关情绪与任务无关情绪状态的必要性。

2.情绪性质范式与风险决策

2.1评估决策与选择决策

Johnson和Tversky（Johnson, E.J. & Tversky, A., 1983）在研究中发现用由程度不等的悲惨新闻报道能诱发被试提高对风险事件频率的估计，而欢乐事件所诱导产生的愉快情绪状态能够降低对风险事件频率的判断。他们提出情绪泛化假设（affectiv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人们会倾向做出与情绪状态一致的判断，积极情绪会对风险做出乐观预测，低估风险，而消极情绪会对风险做出悲观估计，高估风险，并假设人们一般即使了解情绪状态的原因，也并不清楚情绪状态与反应之间的联系。

Isen与patrick（Isen, A.M., Patrick, R.,1983)研究积极情绪对风险判断的影响，发现有理由兴高采烈的被试相对于控制组更多的在低风险下赌注，而相对于控制组更少的在高风险下赌注，并由此提出了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认为具有积极情绪的人为了维持情绪，不愿意冒险来可能改变情绪状态，而消极情绪则为了改变情绪状态倾向冒险。

简单看，情绪泛化假设与情绪维持假设是相互对立的，前者认为积极情绪会低估风险，消极情绪会高估风险，而后者认为积极情绪中人们倾向保守，而在消极情绪中倾向冒险。但是要注意的是，Johnson研究的任务是评估决策，而Isen研究的任务是选择决策。在决策心理学中著名的偏好反转现象，就发生在这两种决策方式当中，即人们往往在评估决策中倾向高估风险，而在选择决策中倾向选择安全选项。经典的研究是（Lichtenstein, S. & Slovic, P., 1971），发现多数被试倾向选择低风险与低收益的游戏，但是却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游戏标上更高的价格，表现出明显的偏好翻转现象。

情绪泛化假设和情绪维持假设并不矛盾，前者是对评估决策的假定，后者是对选择决策的假定。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情绪性质，也取决于决策的方式。可以看到各种情绪对风险决策的研究和理论，有些是评估决策，有些是选择决策，但它们的共性是：都采取了基于情绪性质的研究倾向，仅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区分对决策的影响。

2.2情绪性质影响风险决策

2.2.1情绪一致性

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 congruence effect)认为人们倾向做出与情绪状态相适应的反应，积极情绪会诱发积极评价，消极情绪会诱发消极评价。情绪一致性效应主要体现在记忆的情绪依存性(mood dependent memory)，Bower等（Bower, G.H., Monteiro, K.P., Gilligan, S.G.., 1978）发现诱导被试产生积极或消极情绪，然后学习词单，测试时又诱发不同情绪来回忆，发现测试与学习的情绪状态一致的被试回忆成绩最好。Teasdale和Russell（Teasdale, J.D., Russell, M.L., 1983)在实验中让处于中性情绪状态的被试学习包含积极、中性与消极词汇的词单，然后诱导积极和消极情绪，发现积极情绪的被试所记住的积极词汇最多，消极情绪的被试所记住的消极词汇最多。这种一致情绪的记忆上的可达性为积极情绪诱发积极评价、消极情绪诱发消极评价提供了判断基础。

Wright和Bower（Wright, W.F. & Bower, G.H., 1992)的研究表明，22名被试通过注意特别快乐或悲伤地个人经验而诱发相应情绪，后与29名控制组被试相应，对于快乐或悲伤地事件进行可能性评价。结果支持情绪一致性效应和情绪泛化假设，在评估决策中，快乐诱发被试会乐观评价事件发生地可能性，会高估快乐事件的发生，而低估悲伤事件的可能，相反，悲伤诱发被试会悲观评价事件发生地可能性，低估快乐事件的发生而高估悲伤事件的发生。

2.2情绪即信息理论

情绪即信息的理论（Affect as Information Model，简称AAI）认为，情绪也是判断的信息来源。Schwarz和Clore（Sehwarz, N., &Clore, 1983)在实验中发现被试用即时的感情状况作为判断自身整个生活是否快乐或满足的标准，积极情绪中被试倾向报告快乐或满足的人生状况，消极情绪中的被试倾向报告不快乐或不满足的人生状况。

AAI假设情绪会给任何在意识中的事件提供一个有关于个人价值的强制性信息，当人们做出评价性判断的时候，人们会问自己“对于它我是怎么感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情绪是判断对象是有价值的信号，导致积极地评价，消极情绪是判断对象物无价值的信号，导致消极的评价（Clore, G., et al., 2001）。

一个电话电话调查的研究（Sehwarz, N., &Clore, 1983)支持了上述假设，被试要求报告当前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发现在雨天调查的被试倾向比在晴天调查的被试报告更消极的情绪和对生活更不满意。但如果提醒被试天气是情绪的合理归因的话，这种不同天气间的差异消失了。这说明情绪对于行为的影响是缺省的，强制性的，除非情绪有着合理的归因。符合情绪泛化假设，人们一般并不了解情绪状况与行为的联系，任何情绪都倾向不明来源的泛化到之后的行为之中，影响着决策。

上诉研究支持情绪泛化假设，在评估风险决策中，即情绪作为评价风险的一个信息来源，一个标准，积极情绪倾向评价乐观或积极的环境和自身状况，从而低估风险，表现为风险寻求，消极情绪倾向评价悲观或消极的环境和自身状况，从而高估风险，表现为风险回避。

2.2.3预期情绪理论

Loomes、Sugden（Sugden, R., 1985）和Bell分别提出后悔和失望理论，阐述了决策时产生的预期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认为当人们在决策时产生了后悔或失望情绪，就会倾向尽力减少这些情绪的选择，从而力争决策结果的后悔或失望情绪的最小化。对于风险决策来讲，莱托夫和拜伦（Ritov, I. & Baron, J., 1990）发现当父母预见到儿子可能因为打疫苗而死亡的时候，就会后悔情绪，从而不愿意为孩子打疫苗针，尽管因疾病而死亡的概率远高于因疫苗而死亡的概率。

Bar-Hillel和Neter（Bar-Hillel, M. & Neter, E., 1996）的研究发现，当学生预计到最初的彩票会获奖时回产生后悔情绪，就会不愿意拿最初的彩票去换更高获奖概率的彩票。与上述情绪一致性和情绪即信息理论相比，预期后悔或失望情绪是在选择决策任务中产生的，是一种任务相关情绪，而前两者考察的均是任务无关情绪状态对评估决策的影响。这种差异使得任务相关情绪和任务无关情绪状态会对决策产生的不同的影响。

2.2.4框架效应

Kahneman和Tversky（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4）根据经典的亚洲病研究发现了风险决策当中重要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框架任务也是一种选择决策，在面对风险选项与确定选项的时候，认为人们在正面框架的情况倾向选择确定选项，趋向保守，而在负面框架的时候倾向选择风险选项，寻求冒险。根据前景理论的解释，认为相对于某一参照点，会有收益或损失的结果，在收益的情况下，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在损失的情况下其价值函数就是凸函数，倾向于风险寻求。

在对于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当中，大致有三类理论：前景理论、动机的和认知的理论（Kuhberger, A., 1998）。无论是动机的(Maule, A.J., 1995)或认知——情绪平衡（Gonzalez, C., Dana, J., Koshion, H., &Jus., M., 2005）的理论都认为必须考虑决策中的即时情绪评价如个人的害怕、希望或情感价值，这些都是任务相关情绪。动机理论将框架效应解释为压力或者愉悦的结果，假定正负框架与情绪性质类似，在正框架的情况下，倾向选择无压力的愉悦的确定选项，而不选择有压力的风险选项。在负框架的情况下，倾向选择能够减少负面情绪的风险选项，而确定选项中的确定损失会产生更大的消极评价。这符合情绪维持假设，在选择决策中，积极情绪中人们为了维持积极情绪状态，会回避风险，在消极情绪下，人们倾向试图改变消极情绪状态，会追求风险。

通过以上理论和研究，可以看出任务相关情绪主要作用于选择决策，能与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结合一起影响决策。任务无关的消极情绪会放弃引起该情绪的选项，它对于选择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引起该情绪的是风险选项还是低风险或确定选项，比如在预期后悔的研究（Bar-Hillel, M. & Neter, E., 1996）中，引起后悔的是低风险的选项，所以选择高风险的选项，而在框架效应正框架任务中，引起损失压力的是风险选项，所以选择了确定选项。因此与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相比，任务相关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没有确定的趋势。

2.2.5相关理论与研究

Leith和Baumeister（Leith, K.P. & Baumeister, R.F. 1996）在研究中发现自我防御会引发消极情绪对风险决策产生影响，发现困窘中的被试会相对于低风险、低回报的选择，更偏好于对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并且发现愤怒中的被试也有类似的倾向，会减少对于彩票的理性分析，认为愤怒时通过削弱自我调节能力而非改变效用来影响风险决策。另外还认为，风险倾向只限制于高觉醒激发的消极情绪中，任何单纯的高觉醒中性情绪或单纯低觉醒的负性情绪都不会产生破坏性的风险决策。

Williams和Wong（Williams, S., Wong Wee Voon, Y., 1999）的研究探讨了管理中的情绪会影响风险知觉，通过被试描述和回忆不同性质的工作来诱发负性、中性或正性的情绪。发现处于正性情绪的被试会更积极地感知场景框架，并且他们对于能够影响风险决策结果的信念会提高，同时提高了处于正性情绪的被试对于高风险行为的选择概率。

Loewenstein（Loewenstein, George F.; Weber, E.U., Hsee, C.K., Welch, N., 2001）提出了风险即情绪的理论（risking as feeling），强调了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影响，并通过临床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相关研究发现风险决策的情绪反应经常与对风险的认知评估不同，当这种不同发生的时候，行为往往受情绪支配。该理论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反应就是情绪，特别是那些对风险来临而发生的内脏反应（在如害怕、焦虑、恐惧情绪中出现）。这些反应影响个体对于风险的判断。

斯洛维（Slovie, P., Finuenae, M., PetersE. et al., 2002）提出情绪启发式（the affect heuristic）的理论，类似上面所说的各种启发式，该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使用情绪启发式更容易做出决策，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决策的时候，所需要处理的信息远远超过认知资源。此时情绪就成为决策启发式的标准，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将更加直接，与AAI理论相比，可以说情绪启发式更加激进。AAI中情绪只是决策一种标准，而在情绪启发式中则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

在情绪性质范式的研究与理论中，对于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来说，情绪泛化假设在评估决策中都是成立的，即积极情绪会低估风险，消极情绪会高估风险；在选择决策中，情绪维持假设都是成立的，积极情绪会更加保守，而消极情绪会追求风险。但是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在选择情绪的时候，范围比较狭窄，积极情绪往往只研究了愉快，没有考察其他情绪的影响如希望、热情和激情等，消极情绪更多研究悲伤、愤怒等，而忽视害怕、恐惧等其他情绪的影响。愉快与悲伤成为运用最多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代表情绪，在情绪性质范式指导下，愉快与悲伤对决策的不同影响被放大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不同影响。当考察了更多的情绪时，问题就会出现。

2.3情绪性质范式的欠缺

以这种研究范式来探讨情绪对风险决策影响，可能会有矛盾的结果。徐辉（徐辉，2005）在关于情绪对于自我和他人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中，以日常领域选择风险决策为任务，以悲伤作为消极情绪与以愉快作为积极情绪，探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发现悲伤倾向风险寻求，而愉快倾向风险回避，从而得出积极情绪引发风险寻求倾向、消极情绪引发风险回避倾向的结论，这与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符合情绪维持假设。

毕玉芳（毕玉芳，2006）在关于情绪对于风险决策和判断的实验中，使用了相似的方法以不同风险的投资方案的选择作为决策任务，引入了害怕作为消极情绪，结果发现害怕情绪引发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而愉快情绪引发轻度的风险寻求倾向（但是弱于中性情绪组），而得出积极情绪引发寻求风险倾向、消极情绪引发回避风险倾向结论，与徐辉的研究完全不同。

究其原因在于，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害怕与悲伤对于风险决策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两个研究的实验结果都是正确的，只是情绪性质范式的惯性思维导致了矛盾结论的产生，如果以具体情绪范式来研究，就可以避免上述矛盾，而得出愉快、悲伤和害怕三种具体情绪对风险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

近年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展开了对情绪性质范式的讨论，探究这种研究范式的不足，并寻找其他的研究思路，这些都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

3.具体情绪范式与决策

3.1评价倾向框架

Lerner和Kelner（Lerner, J.S., &Keltner, D., 2000）最先提出一个基于具体情绪研究范式的理论：评价倾向框架。在回顾众多情绪性质范式下的研究之后，认为这种研究范式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不能够解释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对于决策的不同影响，比如悲伤和愤怒。以情绪性质区分对决策的影响是粗略的，不明确的，甚至会出现矛盾的情况。要突破原有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影响的框架，必须采用新的研究范式，考察具体情绪对于决策的不同影响。

评价倾向框架的理论基础是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Smith, C.A. & Ellsworth, P.C., 1985），认为情绪会打断认知过程，而把注意、记忆和判断导向引起情绪的事件，情绪不仅会对引起情绪的事件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与情绪无关的其他事件。假设每种具体情绪都有特殊的评价主题（appraisal theme），如悲伤是对确定的损失的反应，担忧是对不确定的危险的反应等（Lazarus, R.S., 1991）。具体情绪会激发不同的对将来事件评价的评价维度（appraisal dimensions），这些不同的评价维度体现各自特殊的评价主题（Lerner, J.S., & Keltner, D., 2000）。评级主题和评价维度结合在一起被称为评价倾向（appraisal tendency）。具体情绪在各个评价维度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动机过程，因而会对决策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该理论借用了Smith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6个认知评价维度（cognitive appraisal dimensions），分别是：确定性（certainty）、愉快度（pleasantness）、注意行为（attentional action）、预期努力（anticipated effect）、自我控制（self-control）和环境控制（situational control）。确定性是指对于事件是否确定的评价，或确定的程度，比如希望和害怕能引起不确定的评价（Smith, C.A. & Ellsworth, P.C., 1985，下同），尽管两者不属于同一性质的情绪。愉快度是对愉快程度的评价，如惊奇和快乐是高愉快度的情绪，而愤怒和悲伤是低愉快度的情绪。注意行为是指对于是否加强注意的评价，如兴趣引发高注意评价，厌恶引发低注意评价。预期努力是指是否需要认知努力地评价，比如挑战引发高预期努力，厌倦引发低预期努力。自我控制指的是对自身行为控制的评价，低自我控制如愤怒，而高自我控制如羞愧。环境控制是指对环境控制的评价，比如悲伤引起高环境控制行为，而愤怒引起低环境控制行为。

该框架认为情绪正是在6个评价维度上的差异而导致了不同的评价倾向，从而产生了对决策的把不同影响。比如悲伤在6个评价维度分别是：中等确定性、低愉快度、中等注意行为、中等预期努力、低自我控制、和高环境控制评价。表2-2显示了愉快、自豪和悲伤、害怕再6个认知评价维度上的差异，尽管它们各自属于相同性质的的情绪。

表2-2 具体情绪在评价维度上的差异（Smith, C.A. & Ellsworth, P.C., 1985）

评价维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愉快	自豪	悲伤	害怕
确定性	高	高	中等	低
愉快度	高	高	低	低
注意反应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预期努力	中等	中等	中等	高
自我控制	中等	高	低	中等
环境控制	中等	低	高	高

评价倾向框架认为影响决策的评价维度是多个的，不同类型的决策，影响它的评价维度也是不同的，这样考察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必须突破原有的情绪性质范式，要考察更多的具体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相关研究迅速展开，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研究范式相对于情绪性质范式的先进性和更具有理论解释力。

3.2具体情绪范式与风险决策

Raghunathan 和Pham（Raghunathan, R.& Pham, M.T , 1999）探讨了悲伤与担忧对于不同风险与奖励的决策的影响，他们假设担忧与不确定存在的危险联系在一起，而悲伤与损失联系在一起。试验结果证实这种假设，担忧情绪的被试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与低回报的选项，表现一种追求安全和确定的保守倾向，而悲伤情绪的被试倾向选择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选项，表现一种寻求奖励、补偿损失而追求风险的倾向。

DeSteno等（DeSteno, D., Petty, R., Rucker, D. & Wegener, D., 2000）考察了悲伤和愤怒对风险估计的不同影响，他们质疑Johnson和Tversky所获得的情绪对于风险的估计基于情绪性质的结论（Johnson, E.J. & Tversky, 1983）。认为需要考虑情绪的信息价值，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会有不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现一种具体情绪一致性：愤怒情绪倾向高估未来愤怒事件发生的可能，低估悲伤事件发生的可能，而悲伤情绪则相反。

在提出评价倾向框架之后，Lerner等做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Lerner和Keltner（Lerner, J.S. & Keltner, D., 2001）考察了愤怒和害怕这两种在传统分类中都属于消极情绪的具体情绪对于风险知觉的影响。他们假设愤怒和害怕再评价维度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确定性与自我控制维度。愤怒引起高确定性和高自我控制评价，而害怕引起低确定性和低自我控制评价，因此愤怒对于未来事件做出乐观判断而低估风险，而害怕会对未来事件做出悲观判断而高估风险。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愤怒情绪和害怕情绪对未来事件的判断出现了显著差异。

Fischhoff和Lerner等（Fischhoff, B., Gonzalez, R.M., Lerner, J.S. & Small, D.A., 2005）通过美国911恐怖事件的研究再次证明上述愤怒与害怕对风险知觉不同影响。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假设处于911事件之后1年，被诱发体验到害怕情绪的被试倾向高估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而诱发体验到愤怒的被试倾向低估再次发生的可能。

Fessler等（Fessler, D.M.T., Pillsworth, E.G. & Flamson, T.J., 2004）则认为确定性与自我控制评价维度并不足以解释具体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他们考察在这两个维度上类似的了厌恶与愤怒在风险判断中的影响。他们认为厌恶是对肮脏物的避开，而愤怒是对侵犯的阻止，因此两者在风险判断上有很大不同，尽管两者都属于消极情绪。结果发现，发现愤怒导致男人追求风险，而厌恶导致女人回避风险。这说明确定性与自我控制评价维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对决策的影响。

Druckman和McDermott（Druckman, J.& McDermott, R., 2008）也认为需要超越情绪性质的研究范式，考察了热情、愤怒和沮丧三种具体情绪对于框架效应的影响，他们假设热情会加强对风险选项的选择，同时认为尽管愤怒与沮丧都属于消极情绪，但是两者会对框架中确定或风险选项的偏好有着不同的影响。结果论证这些假设，热情和愤怒绪倾向风险寻求，而沮丧倾向风险回避。愤怒与沮丧对框架效应有着不同的影响，沮丧加强了框架的效应，而愤怒调和了框架的效应。

这些研究都有力的证明了具体情绪范式的基本假定：相同性质的具体情绪可能会对风险决策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从而极大冲击着情绪性质范式对于风险决策的观点：情绪泛化假设和情绪维持假设，但是对于哪些评价维度能影响风险决策上，目前还没有结论。

3.3具体情绪范式与加工方式

尽管情绪倾向框架最初更多的运用于解释决策的内容（content of thought），比如风险，Lerner和Tiedens（Lerner, J.S., & Tiedens, L.Z., 2006）又引入新的观点，认为具体情绪也会影响决策的加工深度（depth of thought），相同性质的具体情绪对于决策的加工深度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他们认为确定性这个评价维度可能与加工深度有关，确定的情绪比如愤怒和愉快会引发简单的、浅层的加工，而不确定的情绪如害怕和希望会引发系统的、复杂而深层的加工。这与情绪性质范式的观点不一致：积极情绪引发自动加工，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

Bodenhausen等（Bodenhausen, G.V., Sheppard, L.A. & Kramer, G.P., 1994.）的一个研究论证了上述愤怒与害怕的差异，该研究考察了愤怒与害怕在社会判断任务中的影响。实验一发现愤怒相对于害怕倾向运用原型判断，但与中性情绪没有差异。有上述讨论可知原型判断与自动加工有关，这表明愤怒相对于害怕更多使用了自动加工。实验二和三显示了在说服场景中，愤怒情绪下更多使用启发式线索，这些都说明了愤怒相对于害怕在加工深度上的差异，尽管都属于消极情绪。

Tiedens和Linton（Tiedens, L.Z., &Linton, S., 2001）的研究论证了确定性评价维度在加工深度上的作用的假设，研究通过诱导不同性质的高确定性和低确定性的情绪：高确定性积极情绪——愉快、低确定性积极情绪——希望、高确定性消极情绪——厌恶和低确定性消极情绪——害怕，并试图发现它们对于加工深度的不同作用。研究发现方差分析中，确定性有着明显的主效应，高确定性情绪比低确定情绪更多引发自动加工，更依赖启发式线索而容易被说服、更多使用原型判断，而积极性质没有主效应。这论证了确定性评价维度在加工深度上的区分作用，以及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也会引起不同的加工深度。

Small和Lerner（Small, D.A. & Lerner, J.S., 2005）探讨了在确定性评价维度上不同的悲伤和愤怒情绪对于福利案例判断的影响，发现悲伤与愤怒会影响对福利政策的偏向，实验一发现愤怒相对于中性情绪会减少福利被援助者，而悲伤则相反。但是在实验二中，限制了被试的认知资源就发现实验一中的差异消失了，说明认知加工深度的不同导致了这种差异。再次论证了相同情绪的不同情绪也会出现在加工深度的差异。

在关于具体情绪对于加工方式的影响上，情绪性质范式与具体情绪范式并非完全对立的，正如Tiedens和Linton（Tiedens, L.Z., &Linton, S., 2001）所总结的，“除了情绪性质外，确定性维度也是影响加工深度的重要因素”。具体情绪范式并不否认情绪性质对于就加工方式的影响，从这一点看，具体情绪范式并不是完全否定了情绪性质范式，而是在它基础上的改进与发展。

4.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4.1问题的提出

在探讨心理因素对于决策的影响的时候，情绪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研究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都有重大意义。

随着描述性范式逐步取代标准化范式，在标准化决策中忽视的情绪对于决策影响开始为研究热点。标准化目前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情绪性质范式与具体情绪范式。尽管后者在研究中发现了前者的一些缺陷、矛盾，但是情绪性质范式的影响还在，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后者的先进性。需要研究和探讨更多范围的具体情绪，来证明具体情绪是对于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并且要对情绪性质的影响做深入的研究，即控制其他相关条件之后，考察两种不同性质的情绪是否对决策还会有影响，从而为最终评价情绪性质范式做好研究准备。

在实践上，情绪影响决策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最近几年的中国股市，群体性的狂热情绪或恐惧情绪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过山车似的指数显示了情绪下的决策的巨大波动性、非理性。因此对情绪影响决策的研究可以有效的指导实际的决策行为，尤其是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做出在一定条件下的满意选择，尽量控制情绪对于决策的消极影响。

因此，在具体情绪范式下探讨情绪对于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很大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多属性决策，国内外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可充实该领域的研究。另外，正如Han S.等(Han, S., Lerner, J.S., Keltner, Dacher., 2007) 认为，任务相关情绪随着任务不同有更多的差异性，操作更困难。任务无关情绪状态更容易操作，作为独立于决策任务的一个实验变量。

本研究即准备：在回顾国内外关于情绪对于决策影响的理论和研究之后，采用基于具体情绪的研究范式，初步考察三种任务无关的具体情绪状态愉快、悲伤和害怕在选择决策方式下对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方式，与风险决策的风险偏好的不同影响。

4.2研究假设

4.2.1具体情绪对多属性决策影响的研究假设

如上所述，情绪对于加工方式的影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简单任务方面，比如整体部分搜索（Derryberry, A. & Reed, M.A., 1998）原型判断（Bodenhausen, G.V., 1993）等，复杂一些的任务则不多。本研究试图通过多属性决策任务来充实此类研究。情绪性质对加工方式的影响，相关研究都清楚表明积极情绪引发自动加工、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尽管在具体情绪范式中，发现具体情绪的确定性维评价维度对于决策深度有影响，但也没有否认情绪性质对于决策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作为初步探讨情绪对多属性决策的影响，首先证明情绪性质是影响加工方式的，在更复杂的多属性任务上验证上述假设。表现在多属性决策的信息板任务中：即积极情绪会引发控制加工，会产生更浅的加工深度和更短的加工时间，消极情绪会引发自动加工，会产生更深的加工深度和更长的加工时间。

假设1a：积极情绪组被试在加工深度和加工时间上会显著低于消极情绪组。

其次，具体情绪范式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相同性质的不同具体情绪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将考察同为消极情绪的害怕和悲伤情绪是否对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方式有着不同的影响。

假设1b：害怕组和悲伤组被试在加工深度和加工时间上有显著差异。

最后，相关研究表明确定性维度都影响了决策深度。本研究准备考察确定性评价维度的影响，高确定性倾向导致自动加工，低确定性倾向导致控制加工。由认知评价理论可确定（Smith, C.A. & Ellsworth, P.C., 1985），愉快引发高确定性评价、悲伤引发中等确定性评价，害怕低低确定性评价。

假设1c：愉快、悲伤、害怕的加工深度和加工时间依次提高，并且方差分析有显著主效应且彼此T检验差异显著。

4.2.2具体情绪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研究假设

如上所述，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情绪本身，还取决于决策方式，评估决策和选择决策往往会出现相反的结论（Lichtenstein, S. & Slovic, P., 1971）。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任何选择决策都要受到任务相关情绪的影响，不同风险的选项在不同框架、不同的情绪状态会引起不同的任务相关情绪，正是这些情绪会影响最后的选择。相对于评估决策况来说，选择决策过程更复杂、容易出现矛盾的研究结果，所以选择决策比评估决策更值得研究，

对于选择决策来说，有两种研究范式：情绪性质范式和具体情绪范式。前者的基本假定就是情绪维持假设，认为积极情绪为了维持积极状态，而倾向选择确定选项避免冒险，消极情绪为改变消极状态，而倾向选择风险选项寻求风险，并认为相同情绪性质的具体情绪的影响是类似的。具体情绪范式正是这些假定上发现情绪性质范式的种种欠缺和矛盾的，某些消极情绪也会回避风险，如沮丧，某些积极情绪也会追求风险，如热情（Druckman, J.& McDermott, R., 2008），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如担忧和悲伤（Raghunathan, R.& Pham, M.T , 1999）。

首先与加工方式不同的是，在风险决策当中情绪性质似乎没有影响，影响决策的是其他认知评价维度。

假设2a：在选择风险决策任务中，积极情绪组与消极情绪组的风险偏好无显著差异。

其次，本研究试图验证具体情绪范式的基本假定：在选择决策中，相同性质的不同具体情绪会有不同的影响。目前还未见研究考察悲伤与害怕对于选择决策的影响。

假设2b：在选择风险决策任务中，悲伤组与害怕组被试的风险偏好会显著性差异。

最后，从上述关于具体情绪评价维度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来说，（Lerner, J.S. & Keltner, D., 2001）认为确定性与自我控制维度影响了风险决策。高确定性和高自我控制引发风险寻求、低确定性和低自我控制引发风险回避，比如愤怒和害怕，但有些研究和理论（Fessler, D.M.T., Pillsworth, E.G. & Flamson, T.J., 2004）并不认为如此，本研究试图验证该假设是否是正确的。愉快会引发中等自我控制和高确定性评价，害怕会引发低自我控制和低确定性评价，悲伤引发低自我控制和中等确定性评价。

假设3c：在选择风险决策任务中，各组的风险偏好大小为愉快>悲伤>害怕，且在方差分析中有主效应，且相互T检验差异显著。